ANGELO: The law hath not been dead, though it hath slept. Those many had not dared to do that evil if the first that did the edict infringe. Had answer’d for his deed: now ’tis awake takes note of what is done; and, like a prophet, looks in a glass, that shows what future evils, either new, or by remissness new-conceived, and so in progress to be hatch’d and born, are now to have no successive degrees, but, ere they live, to end.
ISABELLA: Yet show some pity.
ANGELO: I show it most of all when I show justice; for then I pity those I do not know, which a dismiss’d offence would after gall; and do him right that, answering one foul wrong, lives not to act another. Be satisfied, your brother dies to-morrow; be content.
——Shakespeare, Act II Scene II of "Measure for Measure"
【安哲鲁：法律虽然暂时昏睡，可它并没有死去。要是第一个犯法的人受到了处分，那么许多人也就不敢为非作恶了。现在法律已经醒了过来，看到了人家所作的事，像一个先知一样，它在镜子里望见了许多未来的罪恶，在因循怠息之中滋长起来，所以它必须乘它们尚未萌芽的时候，及时设法制止。
依莎贝拉：可是您也应该发发慈悲。
安哲鲁:我在秉公执法的时候，就在大发慈悲。因为我怜悯那些我所不知道的人，惩罚了一个人的过失，可以叫他们不敢以身试法。而且我也没有亏待了他，他在一次抵罪以后，也可以不致再在世上重蹈覆辙。你且宽心吧,你的兄弟明天是一定要死的。
——《一报还一报》第二幕第二场，莎士比亚】
跟沈藏泽确认完其他细节和针对苗嫦曦及她儿子的调查方向后，黄正启立马就去依照沈藏泽的指示展开新一轮调查。
黄正启出去带着自己的分队小组继续干活，而沈藏泽则跟林霜柏根据孩子们和他们母亲的口供继续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和可疑之处。
“珊姐本来也要来跟我们一起开会，毕竟苗嫦曦的调查问话是她跟你一起进行的，但是送闫冧和苗嫦曦离开后，她接到老杰的电话，许依娜和她的母亲凌薇那边因为第一次试图录口供时没能成功建立信任感，导致现在不仅是许依娜不好接触，她母亲凌薇也对警方非常不满，需要珊姐过去帮忙，毕竟珊姐经验丰富又是女刑警，应该能跟凌薇好好谈谈重新建立跟我们警方之间的信任感。”沈藏泽本来是打算和黄正启还有傅姗珊一起过来跟林霜柏开会，他们在林霜柏来刑侦做顾问之前就是他的左膀右臂，因此每次在调查过程中，他都会很放心地给他们分派指示任务。
黄正启跟傅姗珊是各有优势和擅长的调查领域，所以办案时沈藏泽会根据其他刑警的特性安排调查任务，让黄正启跟傅姗珊分别带领小分队各自发挥所长，这样反而更能提高办案效率，让团队间的合作更加协调。
“在跟受害者母亲的沟通上，很多时候都要依靠女刑警，因为男性刑警一般很难跟母亲共情，哪怕是已为人父的男刑警，也不可能理解一个母亲的感受。”林霜柏说到，他一直都认为在一个警察队伍中，女警实际上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且不谈有很多女警的体能以及格斗技术实际上并不比男警差，光是在对一些案件细节的观察上，女警就明显更为细致也能更快发现问题，而另一方面，在面对一些特殊案件或是被害者遗属时，女警也往往能依靠敏锐的情绪感知力和共情力在问话中察觉更多细节，也能更快跟受害者、被害者遗属建立信任感，在案件调查中起到更加关键的作用。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我们是在一个男权社会中生活，因此整个社会对女性有一套不那么友好的隐性系统，比如将一些未经证实的特性会通过大部分男性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而错误的归结到女性身上，这样的错误归因实际上对调查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这些错误归因会实实在在的误导男警察，让男警察对案情或是证据线索作出错误判断。另外，由于男女思维上的不同，思考方式上的明显区别，我们更需要对女证人和男证人的证词进行小心的识别分析。”林霜柏从电脑的档案里调出了由傅姗珊、史志杰等几位刑警去给被绑受害孩子及他们母亲进行问话取证时获得的口供，这几份经过整理的口供里都有林霜柏划出的重点以及相关的分析记录。
“实际上，男性和女性在进行思考和陈述时的差异，是从孩子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如果要进行大的概括总结，会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在对呈现出严重混乱和扭曲的材料进行分析澄清的事物中，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加可靠。因为男性在辩证过程中会因为过度思考导致出现成千上百的错误，可女性却会因为习惯或擅长于对周围环境形势进行观察，从而更偏向于直接将一切再现。”
将电脑屏幕转向沈藏泽，让沈藏泽能更好的看到他进行了标记的口供内容，林霜柏说道：“苗嫦曦的口供我还没做整理分析，但是你在监控室看完了整个问询过程，傅警官很擅长引导对方，鲍卓虽然在表述上较为混乱，但能看出傅警官已经尽可能让鲍卓根据案件发展的时间来回答问题。但有一点，鲍卓本身很好动也聪明，换而言之他并不是那种一板一眼，别人问什么他就说什么的孩子，所以他的口供从内容上我们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甄别，因为里面很可能有鲍卓出于自我保护而产生的虚假幻想回忆。”
沈藏泽快速浏览林霜柏做了分析记录的口供，同时说道：“从江梦洁的母亲邬芊雪的口供来看，江梦洁本身其实算是比较内向被动的孩子，加上最开始是闫晓妍主动靠近跟她交朋友，我个人认为江梦洁现在之所以那么抗拒，陌生人的靠近，连见到珊姐都会哭，很有可能是她其实看到了闫晓妍被害的过程。”
“的确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但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三个女孩里，有两个都还没正式录上口供，许依娜和江梦洁都还处在无法给出证词的状态，唯一配合了刑警问话的只有任雨嘉。可任雨嘉是个什么性格的孩子，目前负责的刑警还没跟任雨嘉的母亲确认清楚，我也不好直接下判断。”林霜柏说道，他是将鲍卓和任雨嘉的口供都进行了分析处理，但是任雨嘉原本是个什么性格的女孩，基于尚且无法确认，所以任雨嘉的口供暂时还不能确认她对被绑架后所处环境的描述是否准确。
“如果是根据你之前开会时提到的那些关于孩子作证时的特点，那么我想目前还不愿意开口的田骏彬也许可以提供更加有用正确的环境线索。”沈藏泽看完了林霜柏的分析记录，又道：“至于绑匪的特征，现在可以参考的只有任雨嘉的口供，而她在口供里提到，绑匪跟她爸爸差不多高，戴了一个小丑面具所以看不到长相，但是她感觉这个绑匪的年纪并不算太大，至少跟她爸爸并不是一个年龄段的。”
孩子对于人的描述，因为参照物没有那么多，所以大多数时候都会以自己的父母作为标准或进行对比的对象。
“任雨嘉的父亲身高是一米七七，绑匪穿的鞋子跟高无法确定的，所以身高判断上下浮动两厘米左右，也就是说这个绑匪的身高在一米七五到一米七八之间。至于小丑面具，正如我分析所写，小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标记，提到小丑人们一般会联想到电影和游乐园里常见的那种小丑。绑匪选择戴小丑面具，又在闫晓妍的尸体脸上画下小丑一样的笑脸，实际上反映出这个绑匪不仅跟闫冧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大概率跟闫晓妍也有关。”林霜柏又从文档里调出闫晓妍的验尸报告，道：“闫晓妍并未受到忄生侵犯，说明这个绑匪对她没有忄生方面的幻想，之所以要画笑脸并换衣服鞋子，很有可能是一种身份上的暗示，并且这个绑匪的年龄，不会很大，推定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
“按照你这个推论，基本就已经可以把嫌疑锁定在苗嫦曦的儿子身上。”沈藏泽知道林霜柏在对案情进行解析时一向谨慎，除非有百分百的把握，否则不会轻易给出结论，“虽然我也想不到给闫晓妍换上芭蕾舞服和不合脚的舞鞋是能暗示什么身份，私生女跟芭蕾舞也没有必然联系，总不能是因为自己喜欢舞娘。”
对于沈藏泽这个问题，林霜柏确实也已经有相关推测结论：“还记得吧，闫晓妍在生日派对上，原本是戴着一个小皇冠的，可现在皇冠不见了，公主裙也换成了芭蕾舞服，鞋子还不合脚小了一码，如果绑匪真的是苗嫦曦的儿子，很明显是在暗示，他作为闫冧的大儿子，并不接受也不认可这个突然被硬塞给他母亲的妹妹，即使两人之间有血缘关系，可他不认可这个私生女，更不接受闫冧竟然如此羞辱他母亲，所以能象征身份的皇冠必须摘掉，换上芭蕾舞服暗示她即使能上台也不是主人翁的身份，而只是一个让人看的戏子，不合脚的舞鞋则是指闫晓妍霸占了不属于自己的身份，在苗嫦曦儿子眼里，闫晓妍只是一个不配跟他相提并论、鹊巢鸠占的小丑般的戏子。”
尽管目前还不能确定嫌犯一定就是苗嫦曦的儿子，但沈藏泽还是对这种豪门恩怨斗争下的血亲相残感到十分恶心和反感，道：“这种辱 尸的行为，是不是就是你们犯罪心理学家说的去人性化？能对自己才九岁大的亲妹妹下手，别说道德，根本就是个连人性都没有的禽兽。”
“犯罪行为会升级，是因为犯罪者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脱离。一般而言，普通人在经过长时间的社会学习，接受相关的教育内容后，会把社会道德准则内化，因此在法律之外，人们也会用道德进行自我约束，实现一种道德价值感，一旦破坏这些约定俗成的道德标准，人们就会生出自我谴责感。”林霜柏站在客观的学术角度，假定嫌犯身份同时也对犯人的行为作出解读，“然而，当人们试图将自己明显不道德的行为合理化，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进行辩证，甚至是对被害者进行去人性化时，往往会发生道德脱离现象。犯罪者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做的是虽然不符合世俗道德，可这是为了实现更加宏大的利益和目标不得已而为之。至于你所说的去人性化，则是犯罪者会把被害者视作非人类，认为他们没有跟自己一样的情感或希望，所以所谓的世俗道德准则也无需运用到被害人身上。”
当一个人犯下涉及人命的罪行时，其实就已经选择了摒弃人性。犯罪者对被害者去人性化，可实际上真正抛弃人性的事犯罪者本身。
“我之前接受上级安排去交流学习时，了解过道德脱离现象，但当时主要探讨的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因为从案例上看，道德脱离的现象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只不过这个案子让我很在意的一个点就是，如果几个被绑架的孩子都看到了闫晓妍被害的过程，绑匪为什么还会放他们毫发无损的离开。我并不是说希望惨剧发生在几个无辜的孩子身上，但绑匪的行为过于矛盾，并不符合相关案例中绑匪或者说杀人犯的行为。”沈藏泽说着把电脑屏幕转回向林霜柏那一侧，然后自己起身到林霜柏身畔，俯身借用他的电脑和键盘，从系统中找出了几个类似的绑架案。
“你看这几个绑架案，都是一个被绑的人质遭到撕票后，其余人质最终也难逃一死。对于这些绑匪杀人犯来说，一旦开始杀人，杀几个根本就不重要，他们能想到的都是如何降低自己暴露的风险，要是将人质放走，警方就一定会根据人质提供的线索找到他们，将他们逮捕归案。”
正因此，依照几个孩子目前的状态和已经得到的部分口供来看，他们都的确见到了绑匪，却竟然还能在闫晓妍被杀害后全须全尾的被绑匪安排人送回家，这实在是令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奇迹”。
“我始终认为，策划绑架案和实施者并不是同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策划者应当对实施者有控制权，或者说是能通过某种方式手段操纵实施者，让实施者能完美执行他的计划。我们假定这次绑架案的主谋也就是策划者跟之前直播自杀爆炸案的幕后真凶是同一个人，那这个人必然非常擅长操纵他人。依照我的推测，闫晓妍的死应当是个意外，是绑匪在实施完绑架后，因为某些原因或事件导致情绪被触发，进而在失控的情绪下冲动杀害了闫晓妍。”林霜柏很快速地看了沈藏泽从系统里调出来的绑架案，沉吟着说道：“绑匪跟策划绑架的主谋并不是平等关系，绑匪大概率臣服于主谋，因此不排除在冲动杀害闫晓妍后，绑匪出于恐惧慌乱等心理向主谋求助，然后在主谋的指示下完成抛尸等行为。因为策划绑架的主谋真正目的从来就不是要杀害这些被绑架的孩子，如果他有足够把握确定自己不会被警方抓到，那么他为了避免情绪不稳定的绑匪再给他多生事端，让事情的走势彻底失控，在绑匪再出现情绪失控的行为之前，立刻让绑匪将孩子们送走也并非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