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屏山公墓的最深处，靠近山崖的位置，有一座没有名字的碑。
碑不大，不到半人高，灰色的石面被雨水冲刷得很干净，光溜溜的，上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名字，没有生卒年月，没有立碑人，甚至没有一个字。
碑前放着一束花，不是新鲜的，是昨晚放的，花瓣已经被雨水打蔫了，边缘开始发黑，和孟庆川放在林婉清碑前的那束花——同一个品种。
花的旁边坐着一个男人，背靠着碑，腿伸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头微微低着，像是在看自己的手，又像是在打盹。
沈渡。
他的头发湿透了，贴在额头上，水珠顺着他的眉骨往下淌。风衣脱下来了，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身边的地上，没有被雨水淋湿，因为他的身体挡在风衣和雨之间，像一把不会移动的伞。他穿着里面那件黑色的薄毛衣，毛衣湿透了，紧紧地贴在身上，勾勒出肩胛骨的轮廓和脊背的弧度。
江余站在几步之外，看着他，没有走过去。
他找了一整夜。从东城到翠屏山，从山脚到山顶，从雨最大的时候到雨最小的现在。
他以为找到沈渡的时候会有很多话要说——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你为什么一个人来，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但这些话到了嘴边，全都变成了雨雾，从喉咙里飘出去，散了，什么都没有剩下。
沈渡抬起头来。
他的脸色比平时白了很多，不是那种健康的白皙，是那种失血过多或者一夜未眠的苍白。
嘴唇上没有血色，干裂了，有一小道口子，血已经凝固了，暗红色的，像一道细小的、干涸的河流。但他的眼睛是亮的，那种亮法不是清醒，是一种接近亢奋的专注——和江余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盯着白板上的线索时一模一样。
“你来了。”沈渡说。
他的声音沙哑，像是说了很多话，又像是很久没有说话。江余没有回答，走到他面前，蹲下来，视线和他平齐。
两个人的距离很近，近到能看清对方睫毛上的水珠，近到能感觉到对方呼吸的温度。雨在他们之间落下，细细的，密密的，像一层透明的、流动的帘子。
“你手机为什么关机？”江余问。
“没电了。”
“你为什么不回去充电？”
“怕来不及。”
“来不及什么？”
沈渡的目光从他脸上移开，落在那座没有名字的碑上。
“来不及在雨停之前找到这座碑。”
江余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碑前的那束花在雨中轻轻颤动，花瓣一片一片地往下落，落在湿漉漉的石阶上，像一艘艘小小的、沉没了的船。
花是紫色的，鸢尾花。和温鸢案现场的一模一样——同一个品种，同一种颜色，同一个摆放的角度。放花的人知道温鸢的仪式，知道她放花的方式，知道她选花的品种。放花的人不是温鸢，是沈渡。
“这是你放的？”江余的声音有些发紧。
“昨晚。我上山之前买的。”沈渡的目光始终落在那束花上，没有移开，“花店老板说，这种花叫‘紫蝶’。鸢尾花的一个品种。温鸢用的就是这种。”
“你为什么给这座碑放花？”
沈渡沉默了片刻。雨水从他的发梢滴下来，落在他的睫毛上，他没有眨眼。
“因为我认识她。”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不是认识她本人，是认识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在你父亲的卷宗里。陆沉舟——你父亲。永宁年间大理寺卿。他的妻子死于非命，案子没有破。他把所有和妻子有关的资料都销毁了，但有一页漏掉了。那一页上写着她的名字。”
他从湿透的裤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张纸。纸已经泛黄了，边角卷曲，字迹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江余接过去，展开。纸上是一份手写的询问记录，日期是二十多年前，被询问人的名字是——
陆沉舟。
字迹不是陆沉舟的，是书记官的。但被询问人签字栏里，有一个签名，笔迹清隽，起笔有力，收笔干净。和沈渡的笔迹一模一样。
不是沈渡的笔迹。是陆砚的。
不——是陆砚的父亲。
陆沉舟的签名，和他的儿子陆砚，一模一样。
江余的手指停在那两个字上。不是看，是摸。指尖触到纸张上干涸的墨迹，微微凸起的，像一道细小的、凸起的疤痕。
“你母亲的名字，叫温凝。”沈渡的声音从旁边传过来，沙哑，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温晚、温鸢、温凝——她们是一家人。温凝是温鸢的姑姑，温晚的姑妈。你母亲和温鸢的父亲是兄妹。同一对父母，同一个姓氏，同一种颜色的眼睛。”
江余抬起头，看着沈渡。
沈渡的眼睛不是浅褐色的，是深黑色的。那种深黑色不是因为瞳孔的颜色，是因为瞳孔里映着的东西——雨，雾，碑，花，还有江余的脸。
“你母亲和于某是同一天死的。1990年8月14日。于某在永安路23号被勒死，你母亲在东城翠屏山被勒死。同一个晚上，同一个时辰，同一种手法。凶手不是同一个人。于某是被顾远山杀的。你母亲是被——”
沈渡停了一下。
“你母亲是被陆沉舟杀的。”
雨声忽然变大了。不是那种温柔的、淅淅沥沥的春雨，是那种蛮横的、不讲道理的暴雨，像是有人在天上打翻了整条河。雨水砸在碑上，砸在花上，砸在两个人身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密密麻麻的声响，像几千只手指同时在敲一面看不见的墙。
“你父亲杀了他自己的妻子。”沈渡的声音没有被雨声吞没，反而更清晰了，像一把刀在黑暗中闪着光，“他杀了她，然后销毁了所有和她有关的资料，包括你的记忆。他不是不想让你记得她，是不想让你去查她的死。因为你如果去查，就会查到凶手是他。”
江余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他控制不住的、像电流一样的震颤。那张纸在他手中沙沙作响，像一只受了惊的、想要飞走的蝴蝶。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江余问。
沈渡没有回答。他的目光落在那束鸢尾花上，花在雨中颤抖着，花瓣一片一片地落下来，落在灰色的石阶上，落在那座没有名字的碑前。
“温凝的尸体没有找到。”沈渡的声音恢复了他平时那种不疾不徐的节奏，像在念一份案件报告，“陆沉舟把她埋在了翠屏山。没有碑，没有名字，没有任何标记。
他以为这样就删掉她了。但他删不掉她。她一直在。在翠屏山的泥土里，在每一年的雨水里，在温鸢的画里。温凝是温鸢画的第一幅画——不是于某，是温凝。于某是温鸢的替代品。温鸢不敢画温凝，因为她知道温凝是你母亲。她怕你看到。”
江余把那页纸折好，放回塑料袋，放在碑前。雨丝落在塑料袋上，发出细微的、噼啪的声响。他蹲在那里，没有动。
“温鸢在临川的审讯室里说的那些话，不是对我说的。”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她是对你说的。她知道你会来。她在等你。”
沈渡没有否认。
“你认识温鸢。”江余的声音在发颤，但他的语气是平静的，那种平静不是真的平静，是一个人快要溺水了、却不再挣扎的平静，“你认识温鸢，认识温晚，认识温凝。
你知道1990年8月14日晚上发生了什么。你知道你父亲做了什么。你知道我母亲是谁。你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从哪里来，你知道我要去哪里。你什么都知道。”
沈渡看着他。雨从两人之间落下，细细的，密密的，像一堵透明的、会呼吸的墙。
“你来东城，不是借调。”江余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几乎被雨声吞没，“你是来找我的。”
沈渡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他伸出手，从湿透的裤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江余的手心里。是一张照片，已经被雨水浸得发软了，边角卷曲，但画面还能看清——两个男孩，大约七八岁，站在一棵树下。
一个穿着白色的衬衫，一个穿着深蓝色的短裤。穿白衬衫的那个手里拿着一朵鸢尾花，穿深蓝色短裤的那个手里什么都没有。两个人都看着镜头，都在笑。阳光很好，树叶很绿，花很紫。
照片的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很稚嫩，像是七八岁的孩子写的，一笔一划，认认真真：“陆砚和沈渡。1990年夏。翠屏山。”
江余的手指停在了那行字上。不，不是手指，是他的整个身体都停住了。呼吸停了，心跳停了，雨声停了，时间停了。所有的一切都停在1990年夏天，翠屏山，那棵树下。两个男孩，一朵鸢尾花，一个没有名字的碑，一个被埋在山里的女人。
他记起来了。不是全部，是一小片。一个碎片。一个画面。他七岁，和沈渡在山里玩。沈渡比他高半个头，跑得比他快，爬树比他高。沈渡摘了一朵花，递给他。他接过去，看了很久，然后放在了一座没有名字的碑前。他不知道碑下面埋着谁，但他知道碑很冷，花很香，沈渡的手很暖。
画面又碎了。和之前一样，像一块被锤子砸碎了的镜子，碎片四散飞溅。但这一次，他没有让那些碎片飞走。他伸手抓住了最大的一片。碎片割破了他的手指，血滴在花上，花变成了红色。红色的鸢尾花。他的母亲在笑。
江余把照片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照片的边角硌着他的掌纹，像一把钝的刀在慢慢地、一下一下地割。
“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他问。
沈渡低下头，看着自己空空的双手。他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很整齐。
这是一双写字的手，翻卷宗的手，拿咖啡杯的手，按遥控器的手。不是摘花的手，不是爬树的手，不是把一个七岁男孩从地上拉起来的手。但那双七岁的手，和这双三十多岁的手，是同一双手。
“第一眼。”沈渡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推门进来的那一刻。”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沈渡沉默了。
雨还在下，但小了。从暴雨变成了中雨，从中雨变成了那种绵密的、细细的、像针尖一样的雨丝。雾气在山间涌动，把两个人包裹在一种潮湿的、透明的、与世隔绝的白里。
“因为你不会信。”沈渡说，“你不记得了。你不记得七岁那年的事，不记得翠屏山，不记得那朵花，不记得我。你的记忆被人删掉了，用药物，用催眠，用你父亲能想到的一切手段。他把你的过去变成了一张白纸。我不想在那张白纸上写字。我想等你想起。”
“想起什么？”
沈渡抬起头，看着他。雨丝落在他苍白的脸上，沿着他消瘦的轮廓往下流。他的眼睛是深黑色的，瞳孔里映着江余的脸——湿透的头发，发红的眼眶，干裂的嘴唇。他看了很久，久到雨快停了，久到雾气快散了，久到天快亮了。
“想起你在我手上写过字。”沈渡的声音很低很低，低到像是在说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你七岁那年，翠屏山，你在我手心里写了三个字。你说，等你长大了，你会来找我。你会在我手心里写一遍，然后让我还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