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远山是在翠屏山北麓那片废弃的采石场被找到的。不是赵小刀找到的，是巡山的护林员。护林员说他每天早上都会走一遍这片山，走了二十多年，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都认识。
今天早上他多走了几步，走到采石场最里面那条被塌方的碎石堵死了的岔道，看到一个人坐在石堆上，面朝山崖，一动不动，像一尊被遗弃了很久的、风吹日晒到快要碎了的石像。护林员喊了两声，那个人没有应，他又喊了两声，走近了，看到那个人的脸，吓得退了两步。
那张脸上没有皱纹。不是没有，是太深了，深到像刀刻的，深到雨水淌进去流不出来，在那些沟壑里积了一小片一小片的水，反着天光。
他的头发全白了，白得像雪，像棉絮，像一个人把所有的黑都熬没了，只剩下等。眼睛是浅褐色的，透明的，像秋天的落叶，像稀释过的茶。
和温鸢一样，和温凝一样，和温静一样，和所有温家的女人一样。那里面没有光了。不是瞎了，是不看了。他看了太多不该看的东西，看到最后眼睛里装不下了，溢出来，流干了，剩下两个干涸的、不会流泪的、但还在睁着的井。
赵小刀给他做了身份比对。指纹库里没有他的记录，户籍系统里也没有。他把自己从世界上删掉了，比温静删得还干净。
温静至少留了一本相册、一封信、一个名字。他什么都没有。他把自己删成了一块空白的石头。但他有脸，护林员看到的那张脸和温鸢素描本里背景中的那个人影是同一个人的骨头。
赵小刀把温鸢的素描本翻到某一页，指给江余看。那一页画的是温晚在弹钢琴，钢琴在前面，人在中间，窗在后面。窗的旁边有一个人影，很小，很淡，像是一笔画上去的，不像画人物，更像画了一道阴影。但阴影不会站那么久。
他站了二十六年，从温晚七岁站到温晚跳楼，从温鸢七岁站到温鸢吊死，从温静抱着林秋站在福利院门口站到温静躺在永安里3号楼602室那张很干净的床上。他一直站在那里，从来没有离开过。
江余到采石场的时候，温远山还坐在那块石头上。坐姿没有变过，面朝山崖，背对来路。
阳光从他身后涌过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山崖上，很长，很瘦，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快要倒了的树。风从山坳口灌进来，吹得他满头的白发像芦苇一样伏下去又立起来，伏下去又立起来。
江余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
两个人并排坐在碎石堆上，面朝山崖。山崖是灰白色的，被炸开的断面像一道巨大的、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
伤口里长出了草，绿得很倔强，像在跟整座山较劲。你不让我长，我偏要长。长出来给你看，你不让我活，我偏要活。草活了，人没活。温远山坐在这里，不是活着。他是没有死。
“你是温远山。”江余说。
温远山没有说话。他的嘴唇干裂了，裂出了好几道口子，血干了，暗红色的，像一幅缩小了的地图。
“你在这里等温鸢。”
温远山的眼皮跳了一下。不是眨眼，是那种被电击了一下的、不受控制的、像是有虫子在里面爬的跳。他的眼睛早就不会流泪了，但会跳。
跳是眼睛在说——我听到了，你说的是那个名字。那个名字我有很多年没有人叫了。我快不记得了。
“她不会来了。”江余的声音不大，刚好能被风吹到温远山的耳朵里。
温远山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指甲很长，指甲缝里全是黑泥。他的右手比左手大，骨节更粗，皮肤更粗糙，像是被什么东西磨了很多年。
不是铁锹，不是画笔，是扶手。轮椅的扶手。他推了二十多年的轮椅，推着温凝的母亲从临川到东城，从活着到死。她死了，轮椅空了。他没有放手，继续推着那辆空轮椅，从翠屏山推到采石场，从采石场推到今天。
江余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放在两个人之间的石头上。照片上是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婴儿，婴儿在哭，男人在笑。照片的背面是温鸢的字迹——“爸爸和妹妹。
妹妹不想拍照，爸爸在哄她。妈妈拍的。”温远山低下头，看着那张照片。他的手指动了一下，蜷着的指节伸开了，又蜷上了，像一只不知道该不该伸出去的、犹豫了很久的、最后还是没有伸出去的虫。
江余把照片翻过来，让他看正面。那个男人的脸在阳光下很清晰，年轻，饱满，颧骨没有现在这么高，眼眶没有现在这么深，左肩也没有现在这么低。
他的手不是扶着轮椅的，是抱着婴儿的。婴儿在哭，他在笑。他笑起来的时候嘴角的弧度和温鸢一模一样。不是温鸢像他，是他像温鸢。
温鸢的脸是从他这里来的，浅褐色的眼睛、高颧骨、薄嘴唇。她画了那么多画，没有画过他的脸。但她画过他的笑。在每一幅画的背景里，那个人影的嘴角有一个很浅很浅的弧度，和沈渡的微表情一模一样。那不是沈渡，是他。
“她画了你的笑。”江余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像是在对着一阵不会回答的风说话。“她没有画你的脸，但她画了你的笑。笑在每一幅画的角落里，很小，很淡，像是不小心画上去的。
不是不小心，是不敢画大了。画大了就会被人看到，被人看到就会有人问你为什么在这里，你回答不了。你没有办法回答。你杀了人，跑了很多年，从临川跑到东城，从名字跑到影子。你不是在躲警察，你是在躲她。你怕她问你，你为什么要跑。”
温远山的手终于伸出来了。不是去拿照片，是按在了照片上方的石头上。骨节突出的手指压在粗糙的石面上，指甲缝里的黑泥在阳光下像一小片一小片干涸的河床。
他的手在发抖，抖得很慢，很大幅度，像一台老旧的、快要散架了的机器在做最后的挣扎。他的手杀了人。1990年8月14日晚上，在临川永安路23号，他用这根右手的拇指、食指、中指掐住了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的脖子。
她没有挣扎，她在笑。她笑的时候他松了一下手，她笑得更厉害了。他问她你笑什么，她说你杀了我，温鸢就会记得你一辈子。你不是想让她记得你吗？你现在可以记住她了。
他杀了她。杀了她之后他跑了，从临川跑到东城，从东城跑到翠屏山，从翠屏山跑到这座采石场，从采石场跑到这块石头上。
他跑了二十六年，没有跑出温鸢的画。她在每一幅画里都画了他，很小，很淡，不仔细看就看不到。但他看到了，他总是在看，看了二十六年，看到她的画从临川到东城，从油画到水彩，从彩色到黑白。她画到最后画不动了，他还在看。
沈渡站在采石场入口处，靠在那辆深灰色SUV的车门上，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看着山上。他的位置没有变过，能看见江余，也能看见温远山。江余不需要他上去的时候，他就在下面等着。不是等江余下来，是等风停。
风没有停。风从山坳口灌进来，把碎石堆上的灰尘吹起来，细细的，密密的，像一场很小很小的、灰色的雪。江余坐在那片灰色的雪里，头发上落了一层灰，肩膀上落了一层灰，他没有拍，让那些灰落着。
灰是时间，时间把人磨成了灰，灰落在人身上，人就成了时间的碑。他坐在这里，是替温鸢坐的，替温凝坐的，替所有温家的女人坐的。
“温远山。”江余叫了一声。
温远山转过头来。那张干涸的、沟壑纵横的、没有表情的脸上，那双浅褐色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不是泪，泪早就流干了。
是光，是太阳从云层后面钻出来那一瞬间打在眼睛上的反光。反光里映着江余的脸，映着山崖，映着天空，映着一只不知从哪里飞来的、正在山崖上方盘旋的鹰。鹰在天上画圈，一圈，两圈，三圈，然后收拢翅膀，落在崖顶的枯树上。
“温鸢给你留了东西。”江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温远山手心里。不是钥匙，不是刀，不是照片。是一朵干枯的鸢尾花，紫色的，花瓣已经卷曲了，脆得像纸，一碰就会碎。
他从温鸢的遗物里找到的，在她素描本的最后一页夹着，压了很多年，压到花和纸黏在了一起，分不开了。素描本上的最后一页画的是一个人影，很小，很淡，站在一棵树下，面朝画外。
人影的手里拿着一朵花，花的颜色是紫色的，不是画的，是用真的花压上去的，压了很多年，压到花瓣的紫色渗进了纸里，在纸面上留下一小片淡淡的、紫色的印记。
温远山把花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花瓣碎了，干枯的碎片从他的指缝里漏出来，被风吹散了，落在碎石堆上，落在他的腿上，落在江余的手背上。紫色的碎片在阳光下像一小片一小片燃烧完了的、还在发烫的灰。
他的手不抖了。
江余站起来，膝盖响了一声。他转过身，面朝山下。沈渡还靠在车门上，阳光从西边斜射过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很长，像一棵不会倒的树。江余走下山，走到沈渡面前。
“他还会在这里吗？”沈渡问。
“会的。他等了二十六年，不差这一天。”
沈渡伸出手，把江余头发上的灰拍掉了，动作很轻，像在拂去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上面落的尘。灰飞了，在两人之间飘了一下，被风吹散了。江余看着他，沈渡也看着他。两个人之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拳头还在，但它没有打出去，永远不会。
“走吧。”江余说。
“去哪？”
“回分局。还有很多事要做。”
沈渡转身，拉开车门。江余坐进副驾驶。
车子发动了，驶出采石场，驶上盘山公路。后视镜里，温远山还坐在那块石头上，面朝山崖，背对来路。他的手垂在膝盖上，手里攥着一把碎了的、紫色的灰。灰会散，但他的手会记得那朵花的形状。他攥了二十六年，不差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