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水一样流过去了。不快，不慢，不急，不慌。江余每天上班，沈渡也每天上班。
两个人开着同一辆车，从城东那条安静的巷子出发，穿过大半个东城，到分局门口。沈渡把车停在老位置，熄了火，两个人下了车，一前一后走进大门。
门卫老张看到他们，点点头，没有说话。他从来不说话，但他的眼睛会动，从江余脸上移到沈渡脸上，又从沈渡脸上移回来，像一台很慢很慢的、不会坏的老机器。江余说“早”，沈渡不说早，点一下头。够了。日子不需要多余的话。
案子没有来。不是没有案子，是没有大案子。盗窃，打架，诈骗，那些小案子轮不到江余，赵小刀带着小周小吴就办了。
江余坐在办公室里，翻旧案卷，看那些结了案但没有结完的案子。温凝的，温静的，林深的，苏念的。每一本案卷的封面上都写着“已结”，但江余知道没有结。有些人走了，但没有离开。
他们在这本案卷里，在那本案卷里，在档案柜的最深处。不会说话，不会动，不会笑。但他们在。在纸里，在字里，在江余每一次翻开案卷时手指触到纸面的温度里。
沈渡坐在他旁边，看自己的案卷。两个人不说话，偶尔翻一页纸，偶尔喝一口水。水是凉的，沈渡每天早上倒的，放在江余左手边，离台灯一拳，离键盘一拳，离江余的手一拳。
刚好是他伸手就能碰到的距离。江余有时候不喝，但杯子在。杯子在，他就在。他不需要喝那杯水，他只需要知道那杯水在那里。沈渡倒的，沈渡放的，沈渡等他喝的。
他不喝，沈渡也不问他为什么不喝。不问，是因为他知道。他不渴。他渴的不是水，是别的。别的东西水给不了，沈渡能给。沈渡给的，他每天都喝，喝了很多，喝不腻。
赵小刀从门口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封信。不是寄来的，是有人放在分局前台的信箱里的。
信封是白色的，没有署名，没有地址，只有两个字——“江余”。字迹娟秀，和温鸢素描本里的字一模一样。赵小刀把信放在桌上，没有问“谁寄的”，没有问“要不要查”，没有问任何问题。
她跟了江余这么久，学会了不问。该说的江余会说，不该说的问了也不会说。她转身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江余看着那个信封，看了很久。没有拆。他知道里面写的什么。温静走了，走之前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走了，不要找我，我在风里”。她不在了，信在。信在，她就在。他不想拆。
拆了，她就真的走了。不拆，她还在信封里，在白色的纸里面，在那两个字后面。两个字——“江余”。她写他的名字，一笔一划，很慢，很认真。她写的时候手有没有抖？不知道。
纸上的字没有抖，很稳。她写了很多年信，从翠屏山地下开始写，写到手指弯了，写到笔都握不住了。但她没有抖。她的手很稳，和她的命一样稳。命稳了，就不会跑了。她跑了二十六年，跑不动了。不跑了。
沈渡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江余身后。
“不拆？”
“不拆。”
“为什么？”
“拆了她就走了。”
“她不走。她在信封里，在纸里，在你的名字里。”
江余把信封拿起来，对着灯光。光从白色的纸面透过来，能看到里面的信纸折了两折。字透过纸背，影影绰绰的，像一个人在很远的雾里走。
他看不清她写的什么，但他知道。她写的不是“我走了”，是“我在”。她在，在信封里，在纸里，在风里。风不会停，她不会走。
江余把信封放回桌上，没有拆。抽屉拉开了，信封放进去，抽屉关上了。抽屉里有很多东西了，又重了一点。
那天晚上，他们去了翠屏山。不是为了案子，是为了温静。江余说去看看她，沈渡说好。两个人沿着石阶往上走，走得不快。月亮很圆，很亮，把石阶照得像一条银白色的、不会流动的河。
河水是光，光是不会停的。他们走在光里，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像两棵并排生长的、被风吹歪了但还没有倒下的树。石阶两侧的草叶上挂着露珠，被月光一照，亮晶晶的，像无数只很小很小的、不会眨的眼睛。露珠会在太阳升高之后消失，但明天还会有。
温凝的碑前多了一束花。紫色的鸢尾花，新鲜的，花瓣上还有水珠。花下面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行字，字迹是温静的。“姐。我来看你了。不是走了吗？走了也可以来看你。风会把我的声音吹到你那里。你听到了吗？我在叫你。姐。”
江余蹲下来，把那束花扶正了。花枝有些歪，他扶了，花就直了。直了的花在月光下轻轻摇晃，像一个在点头的人。他看着那束花，看了很久。花是温静放的，她来过这里，今天，太阳落山之前。
她蹲在这个位置，和他现在一样，把花从袋子里拿出来，放在碑座上，压好纸条。她的手有没有碰到碑？碰到了。石头是凉的，她的手是凉的。
凉和凉碰在一起，不会产生温度。但她知道她在。她在温凝的名字旁边，在温凝的石头前面，在温凝的泥土上面。她离她很近，近到一伸手就能碰到。她没有伸手。她怕碰到的是石头，不是她。她在石头里，在土里，在那棵树下。
她碰不到她。她只能把花放在这里，把纸条压在这里，把她的名字写在纸条上——“姐”。她叫了她二十六年，她没有应过一次。她不会应了，她在土里，土是黑的，她听不到。
但她知道她在叫她。她每天都在叫，从翠屏山地下叫到地上，从地上叫到翠屏山脚下，从翠屏山脚下叫到这棵树前。她叫了二十六年，不会停了。停不了就不停了。
沈渡站在江余身后，月光把他的影子投在碑上，投在“温凝”两个字上面，像一个黑色的、安静的拥抱。
江余站起来，膝盖响了一声。
“走吧。”
“去哪？”
“回家。”
两个人沿着石阶往下走。月亮跟着他们，从树冠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石阶上，落在两个人身上。到了山脚下，江余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山是黑的，树是黑的，碑看不到。但他在。温凝在，温静在，所有走了的人都在。在风里，在光里，在月光下，在这束紫色的鸢尾花里。花会谢，谢了还会开。
明年这个时候，温静还会来，还会带一束新鲜的鸢尾花，还会在纸条上写“姐”。她不会停，她停不了。停不了就不停了。
沈渡拉开车门，坐进去。江余坐在副驾驶。
车子发动了，驶出翠屏山，驶入主路。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像一串被挂在半空中的、不会熄灭的、金黄色的珠子。珠子不会灭，他们不会散。
江余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月光从车窗涌进来，落在他的脸上，把他的脸照得很白。
“沈渡。”
“嗯。”
“明天早上吃什么？”
“粥。”
“什么粥？”
“白粥。”
“不放红枣？”
“不放。”
“不放枸杞？”
“不放。”
“只放米和水？”
“嗯。”
江余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嘴角翘翘的，像一个被人挠了肚皮的、很舒服很舒服的猫。
沈渡看着那个笑，伸出手，握住了江余放在膝盖上的手。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掌心很热。两枚戒指碰在一起，发出很轻很细的声响，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敲着很小很小的钟。
钟在响，他们在听。
窗外的月亮从东边移到西边，从西边移到看不见的地方。天快亮了。东方的天际泛起了一层鱼肚白，像一条被水洗了很多遍的银色的丝带。
丝带贴在窗框上，像一个人用手指在玻璃上画了一笔。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案子还没有来。
但他们不急。他们在一起，在同一辆车里，同一盏灯下，同一张床上，同一碗粥里。粥很淡，只放了米和水。但够了。不需要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