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挂了。赵恩靠在墙上。走廊里那个小孩还在玩玩具汽车，嗡嗡嗡地推来推去。他站直了，整了整衬衫领口，走回病房。
唐晖灿正坐在床边给赵建国读报纸上的体育新闻。赵建国闭着眼，也不知道是听还是睡。唐晖灿看见赵恩进来，念完最后一句，把报纸折好放在床头柜上。
“怎么了？”他问。
赵恩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靠在床头的父亲。赵建国已经睡着了，呼吸平稳。老太太不在，大概是去水房洗衣服了。他在唐晖灿旁边坐下来，坐得很近，大腿贴着大腿。然后他把三叔刚才的电话跟他说了，语气压得很平，像是在汇报一项工作进展。说到最后一句时他的嘴角抿成一条线。
唐晖灿听着，没有插嘴。等赵恩说完，他把手里那把不存在的勺子放在床头柜上，把手放在自己膝盖上。
“你大伯要来北京？”
“三叔没说。但他说‘赵家的脸不能丢在北京’，这话的意思八成是要来。”
唐晖灿沉默了一瞬。“我妈那边也瞒不住。上次推项目的时候我七姐嘴快，跟我妈说我来了北京。其实她早知道了，只不过这次换了个方向，从拦我变成了默认。”
赵恩低下头看着他放在膝盖上的两手。唐晖灿的手背上还有昨晚翻身时蹭到的那块淡红色的烫伤痕迹。他伸手把唐晖灿的手翻过来，紧紧握在自己掌心里。
“你妈，”
话没说完，门开了，赵恩他妈端着一盆洗好的衣服走进来。她的目光在两人握在一起的手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开，端着盆走到窗户边，开始晾衣服。她把赵建国的病号服一件一件抖开挂在暖气片旁边的晾衣架上，动作和平时一模一样。但赵恩注意到她把同一件衣服抖了两次。
傍晚赵建国醒了。老太太喂他喝了半碗粥，他喝完粥靠在床头，忽然用那只能动的右手指了指唐晖灿，又指了指赵恩。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赵建国费了好大劲，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你们……回家……不用管……我。”
唐晖灿看着他歪着的嘴角和那只干枯的手，忽然想起自己的母亲，在鲁南把百家布扔在他面前的那个女人。他弯下腰跟赵建国低低地说了句：“叔，我妈当年也说过类似的话。你们这代人为我们操碎了心，但有一点是一样的，不管是山东还是潮汕，做父母的最后都只想孩子平安。”
赵建国看他，又看赵恩，然后慢慢地把那只右手伸出来。赵恩握住它，眼眶发酸，但没有躲开。唐晖灿也伸了手，掌心覆在他们父子交握的手背上。
“不怕。”赵建国说。
“不怕”这两个字从他嘴里出来，含混、费力、几乎听不清，但赵恩听清了。唐晖灿也听清了。三个人在安静的病房里，手叠着手，没有人再说话。
晚些时候，赵恩的手机又响了。他点开一看，是大伯的儿子，他堂哥。
消息很短，只有一行字：“恩儿，我爸买了明天早上的火车票。你和那个人，最好提前想好怎么说。”
赵恩把手机屏幕亮给唐晖灿看。唐晖灿看了，把手机拿过去，帮他打了个“好”字发出去。然后把手机还给赵恩，靠回椅背上，手臂交叉抱在胸前，眼睛看着窗外的红十字灯牌。
“明天，我去接站。”
“你去？”
“让他看看。看看我是不是比他想象中更配得上他侄子。”唐晖灿转过脸来，对他微微笑了笑。
赵恩把他从椅子上拉起来，拽进卫生间，门在他身后咔哒一声锁上。逼仄的空间里只有他们俩，头顶的排风扇嗡嗡转着，镜子里映出两个人都红了的眼眶。
他往前迈了一步，把唐晖灿抵在洗手台边上，额头压着额头。“明天我跟你一起去。你妈当年站在扶贫办门口，我没怕过。我大伯站在病房门口，我也没怕过。”他喘了口气，“阿灿，我这个人嘴笨，怕别人说三道四，怕你被戳脊梁骨。但你来了，就不许走。谁也不能让我们谁先走。”唐晖灿抬手扶住他后颈，把他的头按在自己肩窝上。没开口，只是手心一下一下地顺着他的后脑勺。
当晚他们没再提这件事，只是在病床两侧各搬了把椅子坐着，一起吃老太太削的苹果。唐晖灿咬了口苹果，皱着眉跟老太太说太酸，老太太瞪他一眼说酸你还吃。赵建国靠在床头，嘴角歪着，但眼睛从这个人转到那个人，又从那个人转到这个人。
晚上，唐晖灿在病房陪护，他不肯回酒店。赵恩拿他没办法，把自己那床陪护毯叠好放在椅子上。
熄灯后赵恩把另一床毯子披在唐晖灿膝盖上床头灯调暗，两个人隔着一张病床的距离，在黑暗里各自醒着。
走廊里偶尔有护士走过，软底鞋在地砖上擦出轻而短促的声响。赵恩偏过头看唐晖灿，唐晖灿也在看他。明天大伯到北京，母亲也许会打来电话，那些还没开口的质问和还没想好怎么回答的话都悬在头顶。但此刻他还在这里。
他在黑暗里伸出手把唐晖灿的手从椅子扶手上拉过来，在被子里十指相扣。
窗外北京起风了。
赵恩一夜没睡。
唐晖灿去水房打热水，赵恩给他爸擦脸。老太太从食堂打了小米粥回来，进门时看了唐晖灿一眼，他正蹲在地上把赵建国的拖鞋摆正，老太太没说什么，把粥碗放在床头柜上。
八点整，赵恩的手机响了。三叔的微信，只有一行字：上车了，十点到北京西，你大伯跟你大堂哥。赵恩看着屏幕，按灭，把手机揣进裤兜。唐晖灿正把赵建国扶起来靠在床头，看见他的表情，手顿了一下。
“到了？”
“十点。”
唐晖灿把赵建国的枕头拍松，直起腰，整了整衬衫领口。他穿的是赵恩给他买的那件深蓝色衬衫，“走吧。”
北京西站北广场人山人海。赵恩和唐晖灿并排站在出站口外面的铁栏杆旁边，赵恩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瓶矿泉水和一包饼干。他没吃早饭，也不觉得饿，只是怕万一要等很久。唐晖灿把手插在裤兜里，站得很松弛，但赵恩知道他紧张，他紧张的时候会把手插在裤兜里。
出站口涌出第一批人流的时候，唐晖灿先看见了大堂哥，一米八的个头，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夹克，手里拎着两个蛇皮袋。他身后跟着一个矮半头的老人，藏青色中山装，头发花白，梳得一丝不苟，走路的时候脊背挺得笔直，和赵恩一模一样。
大伯走到铁栏杆前面，站住了。他没有看唐晖灿，先看赵恩。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然后说了第一句话：“瘦了。”赵恩叫了声大伯。大伯没应，目光终于转向唐晖灿。那目光全然是是判决一样。从头发丝到皮鞋尖，从眼镜框到手腕上那块旧手表。他的目光在手表上停了三秒，然后移开。
“这是谁。”大伯问赵恩。
“唐晖灿。我同事。”赵恩说，声音很稳。
“同事？”大伯把这两个字嚼了一遍，嘴角动了一下，“你三叔跟我说了。他不是你同事。他是你带回家过年、带到爷爷坟前磕头的那个人。”
出站口周围的人流还在涌，拉杆箱轮子碾过地砖的声音此起彼伏。但赵恩觉得周围忽然安静了。他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也听见唐晖灿往前迈了半步时鞋底擦过地面的声音。
“大伯，您好。我是唐晖灿。以前和赵恩在鲁南扶贫办一个组，现在在深圳工作。”唐晖灿把手从裤兜里拿出来，站得很直，声音不高不低，“我和赵恩在一起。不是同事。”
他直接说了。赵恩转头看他，唐晖灿没有看他，只是直视着大伯的眼睛。大伯看了他很久，然后转过身，把手里那个皱巴巴的尼龙行李袋递给大堂哥。
“先去看你爹。别的事，”他停了一下，“到了病房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