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七点，江余是被沈渡用一杯热美式浇醒的——不是泼，是放在他鼻子底下，咖啡的苦香像一记温柔的耳光，硬生生把他的意识从深度睡眠里拽了回来。
“几点了？”江余的声音像砂纸磨玻璃。
“七点零三分。提审安排在八点半，你还有一个小时洗漱吃饭。”沈渡站在沙发旁边，今天换了一件深藏青色的薄外套，里面是黑色圆领衫，整个人看起来像一支移动的午夜。
江余坐起来，被子滑到腰间，头发炸成一个完美的鸟窝。他眯着眼睛看了沈渡三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你昨晚没睡好。”
沈渡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把咖啡杯往江余手里塞的动作快了零点几秒。
“你看你的黑眼圈，”江余喝了口咖啡，龇牙咧嘴地苦，“比昨天深了一个色号。你是不是认床？分局的沙发你睡不惯？我就说咱俩挤挤——”
“去洗脸。”沈渡打断了他，转身走向自己的工位，背影笔直得像一棵不会弯的树。
江余看着那个背影，笑了。他低头闻了闻被子上的洗衣液味道，然后认认真真地把被子叠成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方块——和沈渡叠的那个四四方方的标准块比起来，他的这个像是被地震震过的。
但他叠了。这是他人生中为数不多叠被子的时刻之一。
八点半，审讯室。
白鸢被带进来的时候，换了一身橙色的拘留服，头发散着，没有扎。她的脸色比昨天苍白了一些，但眼神依然平静，像一池没有风的水。
她看到审讯桌后面坐着的是江余和沈渡两个人，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你们俩一起来了。看来我今天要说的话，比昨天多。”
江余靠在椅背上，手里转着一支笔，笑容吊儿郎当的：“白鸢，我们昨天查到了一个地方，叫栖心疗养中心。还有一个名字，叫温晚。你认识温晚吗？”
白鸢的睫毛颤了一下。
那个颤动很轻微，轻微到如果不是一直盯着她的脸根本不会发现。但江余发现了，沈渡也发现了。
“认识。”白鸢说，声音比昨天低了一些，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她是你什么人？”
白鸢沉默了五秒钟。审讯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时钟在走，滴答，滴答，滴答。
“她是我姐姐。”白鸢说。
江余手里的笔停了。
“亲姐姐？”
“同母异父。”白鸢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桌上的手，那双手今天没有涂指甲油，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妈妈和她的生父离婚后嫁给了我爸，生了我和我弟弟。温晚比我大五岁，我一直叫她姐姐。”
“她为什么会在栖心疗养中心？”
“因为她有病。”白鸢的声音变得很硬，像是一层壳，“分离性身份障碍，俗称多重人格。她身体里有好几个人，轮流出来说话、做事，有时候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妈把她送进疗养中心的时候，她十七岁，我十二岁。”
白鸢抬起头，看着江余，那双深棕色的眼睛里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亮光，像是从很深很深的水底透上来的。
“我每个月都去看她。坐了三个小时的火车，再转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那个在山沟沟里的疗养中心。她每次都笑着跟我说她快好了，马上就能出院了，让我带她出去吃火锅。但下一次去，她又变成了另一个人，不认得我，叫我‘那个谁’。”
她的声音没有哭腔，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指甲在玻璃上刻出来的。
“她在里面住了六年。六年里，她的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她能画画，能弹钢琴，能给我写信。坏的时候她会伤害自己，用头撞墙，用指甲抓自己的脸。疗养中心的人给她绑约束带，给她打镇定剂，把她关在隔离室里。”
江余没有说话。沈渡也没有说话。
“2020年春天，她跳楼了。”白鸢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裂缝，像冰面被踩出了一个洞，“从三楼的窗户跳下去的。那天晚上值班的护工说她之前一直很平静，还跟护工说了晚安。半夜两点，她打开窗户，跳了下去。”
审讯室里安静了很久。
“你怀疑她的死不是意外？”沈渡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
白鸢看着他，眼里的亮光变成了泪光，但依然没有掉下来：“我从来就不相信她会自杀。她那天白天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她最近在画一幅很大的画，画完了要寄给我看。一个计划自杀的人，不会在死的那天早上说要画画。”
“那封信还在吗？”
“在警察那里。我报过案，把信交给了警察，但后来他们说这不能证明什么，一个抑郁症患者也可能在自杀前表现得很快乐。”
“你报警的时候，接待你的民警和后来你为林深的事报警时，是同一个派出所吗？”江余问。
白鸢微微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是。同安街派出所。”
江余和沈渡交换了一个眼神。同安街派出所，外省那个城市的辖区派出所，负责林深溺亡案的初期调查，也负责温晚跳楼案的初期调查。
同一个派出所，两起可疑的死亡，都被定性为意外。
“温晚在疗养中心期间，接触过哪些人？”沈渡问。
白鸢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她接触最多的，除了护工和医生之外，只有一个人。那个人每周都来疗养中心做义工，陪病人聊天、画画、弹琴。温晚很喜欢他，叫他‘眼镜哥哥’，因为他戴着一副银框眼镜。”
江余的手指在桌下攥紧了。
“顾城。”他说。
白鸢闭上了眼睛，像是终于承认了一个她一直不想承认的事实：“对。顾城。他从2017年开始就在栖心疗养中心做义工，一直做到2020年疗养中心关闭。温晚跳楼的前一天，他见过她。他陪她画了一下午的画。”
“你怎么知道的？”
“温晚的日记。”白鸢睁开眼睛，“她死后，我整理她的遗物，找到了一本日记。日记里写了很多关于顾城的事——她说他是唯一一个不把她当疯子看的人，他说她的画很有天赋，他说他会一直陪着她。但最后几篇日记，语气变了。”
“怎么变的？”
白鸢从拘留服的口袋里——她还没有被正式收押，所以还穿着自己的衣服——掏出一张折叠的纸，递给江余。纸上是她手抄的温晚日记内容，字迹娟秀，和之前在素描背面看到的笔迹很像，但更年轻、更稚嫩一些。
江余接过来看，沈渡也凑过来。
日记最后几篇的内容如下：
“3月10日。眼镜哥哥今天又来看我了。他带我去了花园，我们画了一下午的鸢尾花。他画得真好，比老师画得都好。他说我画的花像活的，有灵魂。我好开心。”
“3月17日。眼镜哥哥今天心情不太好。他跟我说了很多奇怪的话，说什么‘有些东西注定留不住’，说‘想要的东西就要不择手段去拿’。我问他怎么了，他笑了笑说没事。我不信。”
“3月24日。眼镜哥哥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我说什么忙？他说以后告诉我。我有点害怕，但我又很想帮他。他是唯一对我好的人。”
“3月31日。明天就是四月了。眼镜哥哥说，四月是一个适合告别的月份。我不懂他什么意思。”
日记在这里就断了。下一页被撕掉了，只剩下参差不齐的纸根。
“她把最后一页撕掉了。”白鸢说，“我不知道那上面写了什么。我找到日记的时候，那一页已经不在了。可能是她自己撕的，也可能是别人撕的。”
沈渡盯着那张手抄的日记，眉头拧成了一个很浅的“川”字。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抬起头，看着白鸢：“温晚死的那天晚上，顾城在不在疗养中心？”
“不在。他每周只来一次，通常是周末。温晚死在周三。”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来了？”
白鸢想了想：“温晚死之前的两个星期，他都没有来。日记里写过，3月17日那次之后，她就再也没见过他。她写了好几篇‘眼镜哥哥怎么不来了’‘他是不是讨厌我了’，然后突然就不写了，跳到了3月31日那篇。”
“所以，顾城在温晚死前两周突然消失了，温晚死的时候他不在现场，但温晚的日记里提到了他让她‘帮一个忙’。”江余慢慢地说，像是在把一块一块拼图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温晚死后，顾城离开了外省，来到了东城，进了心岸心理咨询中心。他做了苏晚和林婉儿的心理医生。而苏晚和林婉儿，都是他之前在栖心疗养中心认识的——那张2019年的合影就是在栖心疗养中心的花园里拍的，对吗？”
白鸢点了点头。
“林深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张合影里？”
“林深是摄影记者。2019年秋天，栖心疗养中心搞了一个‘艺术疗愈’的公益活动，邀请了一些摄影师和画家去和病人一起创作。林深是被邀请的摄影师之一。他在那里认识了苏晚、林婉儿——苏晚是作为志愿者去的，林婉儿是钢琴老师，被邀请去给病人弹琴。也是在那次活动上，林深认识了顾城。”
“那你呢？你怎么也在那张照片里？”
白鸢微微低下头：“我那天正好去看温晚。林深拍合影的时候，我站在最边上，不想被拍进去，但风把我的头发吹起来了，遮住了半张脸。”
“你后来和林深在一起了。”
“嗯。他在那之后开始联系我，问我关于温晚的事。我们慢慢熟了，然后在一起了。我以为他是真的喜欢我，后来我才知道，他接近我，是因为他想查顾城。他早就觉得顾城有问题，但一直找不到证据。”
白鸢的声音终于有了哭腔，很轻很轻，像一根快要断掉的弦。
“他说他一定会查清楚温晚的死，还有另外几件事。他说他不会让我姐姐死得不明不白。但他死了。他也死了。”
泪水终于落了下来，一颗一颗，砸在桌上，发出很轻很轻的声音，像雨打在玻璃上。
江余把纸巾盒推到她面前。
白鸢没有拿纸巾，用手背擦了擦眼泪，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但神色反而比刚才平静了：“江队长，沈顾问，我知道你们怀疑我。我昨天说杀了林婉儿，是假的。我没有杀她。但我认识杀她的人。”
“谁？”
白鸢看着他们，嘴唇微微颤抖了一下，然后说出一个名字。
不是顾城。是另一个人。
“温晚。”
审讯室里像是突然被人按下了暂停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