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晴的纸箱像一颗被埋了三年的地雷，在江余手里终于被拆开了引信。
当天晚上，临川市公安局专案组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孟冬把所有人都叫来了——两个年轻刑警小周和小吴，一个技术员大刘，还有那个中年女警何芳。加上江余和沈渡，七个人围坐在那堆被摊开的证物周围，像一群考古学家在发掘一个古墓。
素描本被一页一页地扫描、存档。每一幅画像都被放大投影在大屏幕上，逐一标注身份。江余指着第一幅画：“顾城，确认。第二幅，温晚，确认。”沈渡站在他旁边，声音不疾不徐，像在核对一份清单。第三幅画上是一个中年女人，圆脸，短发，穿着疗养中心的护工制服，笑容憨厚。何芳查了一下说：“刘芳，栖心疗养中心的护工，2020年疗养中心关闭后去了南方打工，目前在广州一家养老院工作。”
第四幅是一个老年男人，干瘦，眼神阴鸷，沈渡盯着他的脸看了几秒，忽然开口：“这个人的步态有问题。”
孟冬凑过来看了看：“步态？你从画像里能看出步态？”
沈渡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翻出简晴日记里的一页——上面写着：“4号走路右脚拖地，像拖着一条死狗。”他再翻到对应的画像下面，简晴的标注写着：老周，勤杂工，右脚有旧伤。
江余靠在椅背上，把笔在手指间转了两圈：“简晴不只是画画，她是在做档案。每一个人，她不仅画了脸，还记录了他们的体态特征、行为习惯、在疗养中心的活动轨迹。这不是一个病人的消遣，这是一个调查者的工作手册。”
沈渡点了点头，但目光没有离开第五幅画像。那幅画画的是一个年轻男人，二十出头，圆脸，眼睛很小，嘴角带着一个有些讨好的笑，像是随时准备说“您有什么吩咐”。画像的下面，简晴的标注写着：大何，护工，力气很大，经常一个人搬两个人才搬得动的东西。2020年离职，去向不明。
“大何。”江余把这两个字在嘴里嚼了嚼，然后问何芳，“能查到这个人吗？”
何芳在电脑上敲了一会儿，摇了摇头：“何是大姓，光凭一个‘大何’的外号，很难定位。需要更多信息。”
沈渡把素描本翻到后面，找到一页关于“大何”的详细记录。简晴的字迹有些潦草，像是不想让别人轻易读懂：“大何说他以前在屠宰场工作。他知道怎么用刀，知道哪里一刀下去最干净。他喜欢晚上一个人值班。他说晚上的疗养中心和白天不一样，有些东西白天看不到。”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
屠宰场。用刀。晚上一个人值班。江余和沈渡几乎同时看向对方——不是那种“心有灵犀”的对视，而是一种“我们都闻到了同一种臭味”的确认。
孟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对视，因为他正在翻那沓照片。翻到一半，他的手指突然停住了，整个人像被钉在了椅子上。
“你们来看这张。”他的声音变了。
所有人凑过去。照片上是一个男人的正面照，穿着深色的夹克，站在一间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背景是疗养中心那条长长的走廊。照片拍得很清楚——比素描本里任何一幅画像都清楚——但那个男人的脸被一支记号笔涂掉了。黑色的粗线条，一笔一笔地涂，涂得很用力，纸都快被戳破了。
照片的背面，简晴的字迹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潦草、更急促，像是在极度恐惧中写下的：
“他一直在看着我。在我画他的时候，他就站在走廊那头，看着我。第二天，我的素描本少了一页。不是我自己撕掉的。他进过我的房间。”
江余把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又拿起素描本里那一页——关于“大何”的记录。两份笔迹的比对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出自同一个人。
“简晴在画大何的时候，大何发现了。”江余的声音慢慢地、一字一句地拆解着这个事实，“简晴说‘他一直在看着我’，这个‘他’就是大何。大何发现简晴在调查他。他进了简晴的房间，撕走了她画的那一页——也就是素描本里缺失的那一页。”
“然后简晴失踪了。”沈渡接上了他的话，语气冷得像解剖刀，“但不是在大何撕掉那一页之后立刻失踪的。她失踪之前，还做了最后一件事——她去了永安路18号的旧货市场，租了一个柜子，把这个纸箱存了进去。”
江余低下头，看着纸箱底部那层薄薄的灰尘，灰尘上有几道新鲜的划痕——那是他们打开纸箱时留下的。但除了这些划痕，灰尘的分布很均匀，说明纸箱被放进柜子之后，就没有再被人动过。
“简晴存这个纸箱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可能会出事。”江余的声音低了下去，“她把所有调查结果都留在了这里——除了她写在照片背面的那个没有写完的名字。大何的全名，她没有来得及写。”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孟冬忽然从椅子上站起来，动作大得椅子往后滑出去半米，撞在墙上发出一声闷响。他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声音洪亮得整栋楼都能听见：“喂，我是孟冬。调派两组人，一组去广州找那个叫刘芳的护工，一组给我找那个姓何的——对，就是栖心疗养中心那个姓何的护工，外号大何，2020年离职，去向不明。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挖出来！”
挂了电话，他转过身，看着江余和沈渡，用力地搓了搓脸，像要把疲惫和焦虑一起搓掉。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江余对他好感倍增的话：“江队，沈顾问，你们今晚住哪儿？我让何芳给你们安排。”
“不用安排，”江余指了指角落里的两张行军床，“睡这儿就行。”
孟冬看了他一眼，又看了沈渡一眼——沈渡正在把素描本放回纸箱，动作轻得像在放一件易碎品。
“你们东城的人，都这么拼？”孟冬问。
江余笑了笑：“不是东城的人拼，是破不了的案子在后面追，你不跑不行。”
孟冬走了之后，办公室里只剩下江余和沈渡。
灯关了大部分，只留了江余工位头顶那盏日光灯，惨白的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硬，贴在地面上像两把并排的刀。江余躺在行军床上，沈渡坐在椅子上，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堆满卷宗的桌子。
“沈渡。”
“嗯。”
“你说，大何现在在哪儿？”
沈渡闭着眼睛，声音从黑暗中传过来，低沉而平稳：“三种可能。第一，他离开了临川，换了一个身份，在另一个城市生活。第二，他还在临川，藏在某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第三——”
他顿了一下。
“第三，他已经死了。”
江余翻了个身，面朝沈渡的方向。行军床发出嘎吱一声响，像一只老猫被踩了尾巴。
“如果他死了，”江余说，“那简晴的失踪就不是他造成的。或者说，不只是他。”
沈渡睁开了眼睛。那目光不是看向江余，而是看向天花板上那道细细的裂缝，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你在想，简晴可能还活着。”沈渡说。
江余没有回答。但他知道，沈渡能从他沉默的长度里读出答案。
第二天一早，孟冬带来了一条消息。
去广州找刘芳的那组人还在路上，但查“大何”的那组人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不是他们找到了大何，而是大何找到了他们——用一种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方式。
“今早六点，临川城东派出所接到一个报警电话。”孟冬把一份接警记录放在桌上，指着上面的一行字，“一个男人打来的，说他知道大何在哪里。
他说大何已经死了，死在2020年冬天，尸体埋在栖心疗养中心后面山坡上的一棵老槐树下面。他还说——大何不是被杀的，是出意外摔死的。但他之所以打这个电话，是因为大何死之前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名字。”
江余的笔在指尖停住了：“什么名字？”
“简安。”
沈渡的眉头动了一下。简安，不是简晴。
“报警的人是谁？”江余问。
“他说他叫‘老狗’，是当年在栖心疗养中心干活的临时工。他说他只跟办案的警察谈，而且要快——因为他觉得有人在找他。”
“他怕谁？”
“他没说。但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一直在抖。”
孟冬带着江余和沈渡去了城东。老狗约见面的地方不是派出所，不是公安局，而是一个废弃的公交站——铁皮棚子锈迹斑斑，站牌上的字早就看不清了，地面上的碎玻璃在阳光下反射出星星点点的光，像一地碎掉的星星。
后面是一片待拆的棚户区，人去楼空，只剩下一排排被拆了门窗的空壳，风从空洞的窗框里穿过来，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有人在哭。
他们到的时候，老狗已经在了。
他蹲在公交站的长椅旁边，穿着一件不知道穿了多少年的军绿色棉袄，袖口处的棉花露了出来，被风吹得一颤一颤的。
脸很瘦，颧骨高耸，皮肤被太阳晒成了深褐色，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他看到警车停下，没有站起来，只是抬起头，用一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他们。
“你是老狗？”江余走过去，蹲下来，让自己的视线和老狗平齐。他不喜欢居高临下地看着任何人，尤其是已经蹲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