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狗点了点头，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一层一层地打开——先是一个红色塑料袋，然后是保鲜袋，然后是一张已经被汗水和油脂浸透的纸巾，纸巾里面包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
江余接过纸条，展开。
纸条上只有两个字，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写字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但每一个笔画都很用力，圆珠笔戳破了纸面，在背面留下了一道道凸起的痕迹。
“简安。”
和大何死前手里攥着的纸条上写的一样。但江余注意到一个细节——纸条的边缘有不规则的撕痕，像是从一个笔记本上匆忙撕下来的，而且纸张的质地很特殊，比普通的纸更厚、更糙，像是一种专门用来画画的纸。
“素描纸。”沈渡的声音在江余耳边响起，低得只有他能听见，“和简晴素描本的纸是一样的。”
江余把纸条递给沈渡，转过身继续问老狗：“你怎么知道大何死在哪里？”
老狗沉默了很久，久到孟冬有些不耐烦，正要开口催他，老狗终于开口了，声音像是砂纸在磨玻璃：“我和大何一起在疗养中心干活。他比我晚来一年。2020年冬天，疗养中心要关了，大家都要走。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雪，大何喝了很多酒，说他不想走。他说他在疗养中心待习惯了，不想去外面。他一个人跑到后面的山坡上，摔下去了。”
“你亲眼看到的？”
老狗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那个动作看起来像是一种下意识的抽搐：“我没有看到他摔，但我听到他的声音了。他在喊。我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树下面了，脖子歪成一个不可能的角度，眼睛还睁着，手里攥着这张纸条。我以为他还有救，跑到路边去拦车，等带着人回来的时候——他的尸体不见了。”
江余的手指微微蜷缩了一下：“不见了？”
“不见了。雪地上有拖拽的痕迹，一直延伸到山坡下面，然后被雪盖住了。我顺着痕迹找了一整夜，什么都没找到。”老狗的声音开始发抖，像一根被风吹得快要断掉的弦，“第二天，我去找疗养中心的负责人，说大何死了，尸体被人弄走了。负责人说——大何昨天就辞职走了，你做梦了吧。”
孟冬的脸色变了。
“后来呢？”沈渡的声音平稳得像一条直线，但江余注意到他握着手电筒的手指关节泛白了。
老狗抬起头，用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沈渡，像是在辨认一个很久不见的人：“后来，我就不敢再说了。因为那天晚上，我回去找大何的时候，在雪地里看到了另一串脚印。很大，很深，不像是正常人走路留下的——像是拖着什么东西。”
棚户区的风忽然大了起来，从拆了门窗的空壳里呼啸而过，把地上的碎玻璃吹得哗啦啦响。
江余站起来，拉了一下沈渡的袖子，两个人走到警车旁边，离老狗几步远。
“他不是在害怕凶手，”沈渡的目光落在远处蹲在地上的老狗身上，声音压低到只有江余能听见，“他害怕的是自己。他说大何的尸体‘不见了’，可能是真的被人移走了，也可能是他自己在极度恐惧和酒精的影响下产生了幻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那天晚上看到了某种他不理解的东西，那东西让他沉默了三年，直到今天才敢开口。”
“你为什么今天开口？”江余走回去，蹲下来，看着老狗的眼睛。
老狗从棉袄的内袋里掏出一样东西——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只被砍下来的手，手指齐全，但手腕处的切口很整齐，像被什么东西一刀切断的。
“因为这个。”老狗把照片递给江余，手在抖，“我昨天在桥洞底下捡到的。就放在我被窝旁边，夹在我捡来的那本旧书里。我不知道是谁放的，但我知道这是在告诉我——如果我再不说，下一个被砍手的，就是我。”
沈渡从江余手里拿过那张照片，对着光看了看。照片的右下角有一个日期戳——不是打印的，是手写的，用的是一支银色油漆笔，字迹工整得近乎偏执。
日期是三天前。
而三天前，是江余和沈渡到达临川的日子。
沈渡把照片翻过来。
背面用同样的银色油漆笔写着三个字：
“猜到了？”
江余盯着那三个字看了五秒钟，然后站了起来，脸上那副吊儿郎当的表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沈渡已经学会辨认的冷冽。不是愤怒，不是恐惧，是一种更接近“终于等到你出招了”的兴奋。
他转身看着棚户区的方向。远处，那些被拆了门窗的空壳在风中沉默着，像一排排张着嘴却没有声音的骷髅。
“沈渡，你说他是冲着我们来的，还是冲着老狗来的？”
“都是。”沈渡把照片收好，声音很轻，“他故意选在我们到临川的第一天，给老狗放这张照片。他想让我们知道——他在看，而且他不怕被我们看到。”
江余把手插进裤兜里，嘴角慢慢翘起一个弧度。那个弧度里有笑，但不是温暖的笑，是一种更锋利的、像刀片一样的弧度。
“那就让他看。”江余说，“他想玩，我们就陪他玩。看到最后，看谁先眨眼。”
老狗被带回了临川市公安局，安排在证人保护室。孟冬让人给他买了热饭热菜，他吃得很快，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正经饭。江余看着他吃饭的样子，沉默了很久。
“江队，”孟冬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份传真，“去广州的那组人到了。刘芳——就是简晴画的那个护工——她听说我们在查栖心疗养中心的事，主动提出要见我们。她说她知道一些事，憋了三年，不想再憋了。”
江余接过传真，快速扫了一遍。刘芳的话被原原本本地记录在纸上，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
“顾城在疗养中心的时候，和温晚走得很近。不只是医生和病人的那种近。温晚的日记里写过，顾城说她很特别，说他和她之间有一种别人不能理解的连接。温晚出事之前的那个星期，我听到顾城和温晚在花园里吵架。温晚说‘你不是要我帮你吗？你说过只要我帮你，你就会一直陪着我’。顾城说‘我要你做的事和这个不一样，你搞错了’。”
“温晚跳楼的那天晚上，我看到温鸢了。她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她是从温晚的房间里走出来的。那天晚上我去查房，看到414室的门开着，温鸢站在门口，穿着温晚的衣服，头发湿漉漉的，像刚洗过澡。她看到我，笑了一下，说‘刘阿姨，温晚睡了’。那声音不是温鸢的，是温晚的。”
“我吓坏了，跑去找顾城。顾城说我想多了，说温鸢是温晚的姐姐，来探视是正常的。但我知道不正常——因为温鸢进去的时候，穿的是自己的衣服，黑色的。可她出来的时候，穿着温晚的衣服。温晚的衣服她穿着太小了，袖口只到手腕，裤腿只到脚踝。她不可能穿错，因为温晚比她高半个头。”
“温晚死后，温鸢就不见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大何——大何姓何，叫何勇。他是疗养中心力气最大的人。温晚跳楼的那天晚上，他在一楼值班。”
“他在值班室里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跟我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在哭，哭了一整夜。他觉得那个梦不吉利，就去寺庙里求了一个平安符。”
“三天后，他就辞职了。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我一直觉得温晚的死不是意外。但我不知道该跟谁说。说了也没人信。”
江余把传真看完，递给了沈渡。
沈渡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然后把那张纸折叠起来，放进风衣内袋——和上次江余给他的那张柴犬纸巾放在一起。
“顾城让温晚帮他做一件事。”沈渡的声音慢慢地、一字一句地拆解着这些碎片，“温晚说‘你不是要我帮你吗’。刘芳说顾城和温晚之间有‘别人不能理解的连接’。温晚的日记里写过‘眼镜哥哥让我帮他一个忙’。简晴的日记里写过——顾城让她找那个藏在疗养中心里的人。”
他抬起头，看着江余。
“顾城在下一盘棋。温晚、温鸢、简晴、简安、大何，都是他棋盘上的棋子。他把每一颗棋子放在应该放的位置上，让它们互相碰撞，产生他要的结果。”
“结果是什么？”江余问。
沈渡的目光落在那张照片上——老狗在桥洞底下捡到的那张照片，被砍下来的手，右下角那个手写的日期，和那行挑衅意味十足的字。
“结果就是我们手里的这张照片。”沈渡的声音冷得像极地的风，“这个结果还没有完成。凶手在等最后一个数字。”
“11。”江余说。
沈渡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他只是把照片翻过来，看着背面那三个字——“猜到了？”
“他还不知道我们找到了简晴的纸箱。”沈渡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让江余后背发凉的冷静，“如果他知道，老狗今天拿出来的就不是这张照片，而是别的东西。他现在还在试探阶段——想知道我们掌握了多少，想知道我们有没有找到简晴留下的线索。”
江余靠在走廊的墙上，把手机屏幕打开又关上，关上又打开，最终什么也没做。他抬起头，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那惨白的光晃得他眼睛发酸。
“沈渡，我们手里有什么？”
“简晴的素描本、日记、照片，以及她从2018年到2020年之间在栖心疗养中心收集的所有信息。这些信息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指向了谁，而在于它们证明了有人在疗养中心里进行过某种隐秘的、系统的‘筛选’。简晴不是在随便画画，她是在按照某种标准在筛选人。”
“顾城给她的标准。”
“对。顾城需要一个帮手，一个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的帮手。简晴有精神病，她的行为——画画、记录、反复画同一个人——可以被轻易地解释为强迫症状。没人会怀疑一个病人在做什么调查。她是最完美的工具。”
江余闭上了眼睛。
“那大何呢？”他问，“大何在这盘棋里是什么角色？”
沈渡沉默了很长时间。走廊里的灯光在他们头顶嗡嗡作响，像一群看不见的蜜蜂。
“大何可能什么都不是，”沈渡终于说，声音低得像从很深的地方传上来，“他只是一个不小心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的人。”
第二天上午，广州那边的视频连线接通了。
刘芳坐在广州一家养老院的办公室里，身后的墙上挂着一面锦旗，写着“敬老爱老”。她比简晴画像上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眼睛下面的眼袋像两个小水袋。但她的声音很稳，像是这三年里反复练习过很多次要说什么。
“顾城在疗养中心的时候，有一个房间是不让任何人进的。”刘芳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有些失真，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414室对面那间，413室。他说那是他的办公室，放着他的私人文件和咨询记录。但有一天晚上我路过的时候，门没有关严，我往里看了一眼——里面没有办公桌，没有文件柜，墙上挂满了画。全是温晚画的。”
孟冬的笔停了一下。
“什么画？”孟冬问。
“很大，很大。”刘芳伸出手比划了一下，几乎和她的身体一样宽，“画的都是同一个东西——一个女人被勒死，身边放着花。每一幅都一样，但每一幅又不太一样。有的是口红颜色不同，有的是花的品种不同。顾城把它们挂了一整面墙，像画廊一样。”
“你问过顾城这些画的事吗？”
“问过一次。他笑着说温晚很有天赋，他想帮她办一个画展。但我后来打听过，那个画展从来没有办成。”
“为什么？”
“因为温晚死了。温晚死了之后，那些画就不见了。顾城说他把画还给了温晚的家属，但我问过白鸢——温晚的妹妹——她说她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画。”
视频连线结束后，孟冬转过头看着江余和沈渡，嘴唇动了几次，才把话说了出来：“顾城在疗养中心的时候，就已经在收集温晚的画。他说的帮温晚办画展是假的，他真正想要的是那些画本身。温晚的画里有某种东西——某种对顾城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11。”沈渡说。这一次他没有用问句。
江余从白板上把那张简晴的未完成画像取下来，放在桌上，用笔在模糊的人形轮廓旁边写了一个数字：“11”。
“11不是凶手。11是顾城要找的东西。也许是一幅画，也许是一个名字，也许是一个真相。简晴以为自己找到了‘第11个’人，但她可能搞错了——她找的不是人，是那个东西。”
沈渡看着那行歪歪扭扭的字：“第11个。他藏在所有人中间。”
“他藏在所有人中间。”江余把这句话又念了一遍，声音慢慢地沉下去，“不是‘他’藏在所有人中间。是‘它’藏在所有人中间。简晴用‘他’是因为她以为自己在找一个人。但顾城让她找的，从来就不是人。”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画。”他们同时说出口。
简晴在找的，不是大何，不是顾城，不是任何一个人——她是在找那幅第十一幅画。温晚画了十幅关于“猎物”的画，每一幅对应一个数字。最后一幅，数字11，没有完成，没有署名，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
顾城知道它存在。他在找它。
温鸢也知道它存在。她杀了苏晚和林婉儿，也许不是为了复仇，是为了在她们手里找到那幅画。
而那个在疗养中心里一直看着简晴的人——大何——他知道那幅画在哪里。
因为他把它们从413室的墙上取下来，藏到了一个只有他知道的地方。
然后他死了。
被埋在那棵老槐树下面。
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简安”。
不是因为他认识简安。是因为简安是简晴的妹妹。
简晴死了，简安是他能找到的、唯一一个和简晴有关的人。
江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椅子向后翻倒，在水泥地上发出一声巨响，但他没有管。
“大何不是被杀的，”他的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又快又急，“他是在大雪天喝醉了酒，失足摔下了山坡。他不是‘意外’——他是被吓的。有人一直在追他，追了三年。从2020年冬天一直追到2021年简晴失踪，再到2023年温鸢案，再到今天。”
他转过身看着沈渡，眼睛亮得像两团火。
“那幅画还在。在大何死之前，把它交给了某个人，或者藏在了某个地方。而那个人——不管他是谁——现在在临川。”
他拿起车钥匙，走到门口，又停下来，没有回头。
“沈渡。”
“嗯。”
“如果我们找到了那幅画，我们就找到了11。找到了11，我们就知道温晚为什么死，温鸢为什么杀人，简晴为什么失踪，顾城为什么沉默。”
“还有，简安为什么还活着。”
江余推开门，初夏的风从走廊灌进来，吹得他衬衫的下摆猎猎作响。
“孟队，”他转头看了一眼孟冬，“调一组人，带上铁锹。我们去挖一棵树。”
孟冬愣住了，但他只愣了一秒。随后他抓起桌上的对讲机，声音大得整栋楼都在共振：“所有人，装备带上，跟我走！”
十分钟后，三辆警车驶出了临川市公安局的大门，迎着初夏刺目的阳光，驶向栖心疗养中心所在的那片山峦。
江余坐在沈渡的车里，副驾驶，车窗摇下来一半，风灌进来，把他本就已经够乱的头发吹成了一个哲学命题。
沈渡单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从扶手箱里拿出一顶棒球帽，扣在江余头上。
“戴上。”
“为什么？”
“到了要挖土，头发上落了灰不好洗。”
江余把帽檐转到后面，帽子反扣着，看起来更像一个不正经的人了。但他没有再摘下来。
车窗外，山越来越近，树越来越密，天空被树冠切割成无数细碎的蓝色碎片，在头顶飞速后退。
沈渡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刚好能被风吹进江余耳朵里：“江余。”
“嗯。”
“到了山上，不要走在队伍最前面。”
江余转过头看着他：“为什么？”
沈渡没有看他，目光始终盯着前方的路。但他的声音比平时轻了一点，轻到江余需要侧耳才能听清。
“因为那棵老槐树下面埋的不一定是大何。”
车子驶入了山路，颠簸得厉害，江余的帽檐颠歪了又被他扶正，扶正了又颠歪。
他没有问沈渡为什么担心他走在最前面。
因为他知道答案。
那个答案不在沈渡的语气里，不在他的表情里，不在他递给江余的那顶棒球帽里。
那个答案在他没有说的话里。
“别走在我前面，因为我怕你有危险。”
“别走在我后面，因为我怕我看不见你。”
所以沈渡没有说“你走我旁边”——
他只是把江余安排在了副驾驶。
一个他转一下头就能看到的地方。
车子拐过最后一个弯道，栖心疗养中心的灰白色建筑再次出现在视野里。
阳光下的它不再阴森，像一个被拔掉了牙齿的老兽，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但山坡上的那棵老槐树，在这初夏的天气里，没有长出一片叶子。
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十根枯死的手指。
十根。
缺了那根看不见的，第十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