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城分局的走廊在凌晨两点依然亮着灯。江余推开办公室的门，发现白板上的照片和关系线被人重新整理过了。赵小刀的字迹工工整整地标注了每一个人的姓名、身份和关联程度，温鸢、白鸢、温晚、顾城、简晴、简安、何勇的名字被红色的线连在一起，像一张密密麻麻的蜘蛛网。
赵小刀本人趴在桌上睡着了，脸下面压着一沓打印出来的户籍资料，口水在纸上晕开了一小片。江余看了她一眼，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搭在她肩上，动作很轻，但赵小刀还是醒了。她猛地抬起头，嘴角还挂着一条亮晶晶的口水痕迹，眼神从迷茫迅速切换到清醒，速度快得像是装了开关。
“江队？沈顾问？你们回来了？”赵小刀用袖子擦了擦嘴角，声音还带着刚睡醒的沙哑，“临川那边怎么样？”
江余在她对面坐下，把从临川带回来的证物袋放在桌上——铁皮路牌、那幅画着穿白裙子女人的油画、简晴的素描本和日记，以及那张被银色油漆笔写着“猜到了？”的照片。赵小刀一个一个地打开看，看到那幅油画的时候，她的手指停了一下，脸色微微发白。
“这是温鸢画的？”她的声音有些发紧。
“1990年的案子，”江余把从临川带回来的卷宗复印件推到她面前，“穿白裙子的女人，勒死，现场有鸢尾花。温鸢七岁的时候亲眼看到的，画了三十年，杀了两个人。”
赵小刀翻开卷宗，第一页是那张黑白现场照片的复印件。死者穿着白裙子，侧躺在地上，脖子上的勒痕清晰可见。照片的角落里，那朵鸢尾花被框进了镜头，即使是在黑白的色调里，也能看出那朵花被摆放得很端正，像是在做一个郑重的告别。
赵小刀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眼眶有些红：“一个七岁的孩子——她怎么受得了？”
江余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也在找。
沈渡从门口走进来，手里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赵小刀面前，面无表情地说：“喝点热的。你脸白了。”
赵小刀愣了一下，接过茶杯，小声说了句“谢谢”。她来东城分局三年了，沈渡调过来不到半个月，这是沈渡第一次主动给她倒水。不是因为冷漠，是因为他从来不会注意到别人渴不渴、冷不冷、累不累。他的世界里只有案子和逻辑，人的生理需求对他来说是一种需要被忽略的干扰。
但今天他注意到了。也许是和江余待久了，被传染了某种“人味”。
“白鸢那边联系了吗？”江余问。
赵小刀喝了一口茶，把杯子放下，翻开自己的工作记录：“联系了。她现在在东城第一人民医院精神科接受治疗，主治医生说她最近状态比较稳定，可以接受探视，但要提前预约时间。我约了明天上午十点。”
“录音带的事跟她提了吗？”
“没有。电话里不方便说，我想当面谈。”
江余点了点头，靠在椅背上，把棒球帽扣在脸上挡住灯光，声音从帽子下面传出来，闷闷的：“赵小刀，你回去睡吧。明天上午你不用去了，我和沈渡去就行。”
赵小刀犹豫了一下。她看了看江余——帽子遮着脸，看不出是睡着还是醒着。又看了看沈渡——沈渡正站在白板前，把从临川带回来的新线索往白板上贴，动作轻而精准，像是在完成一幅拼图。
“行。那你们也早点休息。”赵小刀站起来，把外套放在江余桌上，拿起自己的包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声音有些干涩：“江队，白鸢……她也是受害者。你们问话的时候，别太狠。”
江余把帽子从脸上拿下来，看了赵小刀的背影一眼。赵小刀从来不会说这种话。她是那种“证据第一，人情第二”的刑警，审嫌疑人的时候比谁都冷硬。但今天她说“别太狠”——不是对白鸢心软，是她在临川卷宗的复印件里，看到了一个七岁女孩站在杀人现场的画面，那个画面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知道了。”江余说。
赵小刀走了。办公室的门在她身后关上，发出很轻的一声响，像一声叹息。
东城第一人民医院的精神科在住院部的六楼，走廊刷着淡绿色的墙漆，灯光柔和但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薰衣草味——据说是为了安抚病人的情绪。护士站后面的墙上贴着一张大大的作息时间表，从早上的晨练到晚上的熄灯，每一个小时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白鸢的病房在走廊尽头，是一个单人间。门是特制的，上半截是透明玻璃，下半截是实木，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江余透过玻璃往里看了一眼——白鸢坐在床上，背靠着枕头，手里拿着一本书，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侧脸上，把她的轮廓勾勒出一圈柔和的光晕。
她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脸上没有化妆，素面朝天，但看起来比在看守所的时候健康了很多，脸颊上有了血色，眼睛下面的青色也淡了。
沈渡敲了敲门。
“进来。”白鸢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平静而温和，像春天的风吹过湖面。
江余推门进去，在白鸢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沈渡没有坐，站在窗边，阳光打在他侧脸上，把那总是冷淡的线条照得柔和了一些。
白鸢放下手里的书，看着他们，嘴角带着一个浅浅的笑：“你们从临川回来了？”
江余没有问她怎么知道他们去了临川——在这种级别的案子里，消息传得比风快。他直接从包里拿出那个证物袋，把铁皮路牌放在白鸢面前的小桌上。路牌上的红色油漆在阳光下格外刺眼，“11号”两个大字像两道伤口。
白鸢低头看着那块路牌，看了很久。她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江余注意到她放在被子上的手指微微蜷缩了一下，像一只被惊动的蜗牛。
“这是大何做的。”白鸢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要被窗外的风吞没，“他不是为了藏那幅画，他是为了藏我。”
江余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白鸢抬起头，看着江余，那双深棕色的眼睛里没有泪水，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旷日持久的、已经被磨成了钝器的疲惫。
“大何喜欢我。”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从我在临川的时候就开始了。我每个月去疗养中心看温晚，他每次都给我倒水，帮我搬椅子，送我到大门口。他不是那种会说好听的话的人，他就是做。做很多小事，小到你不注意就过去了。”
“2020年冬天，疗养中心要关了。温晚刚死，我每天去整理她的遗物。大何一直在帮我。有一天，他忽然跟我说——‘白鸢，你姐姐的房间里有一些东西，你不该看。看了你就走不了了。’”
白鸢的声音微微顿了一下。
“我没听他的。我去了413室。墙上有画，整整一面墙。不是温晚画的，我知道不是——温晚的画我见过，笔触不一样。墙上的画更冷，更狠，像有人在拿刀刻木头。我把画从墙上取下来，发现后面的墙上有一个洞，洞里有一卷录音带。我把录音带拿走了。”
她抬起头，看着沈渡，嘴角的弧度变成了一个有些苦涩的笑。
“那卷录音带，我没有听过。我不敢听。温晚的声音我太熟悉了，我害怕听到她在录音带里说一些我承受不了的话。所以我把录音带藏了起来——藏在一个只有我和大何知道的地方。”
“大何知道你拿走了录音带。”沈渡的声音从窗边传过来，不是疑问，是陈述。
白鸢点了点头，目光落在那块铁皮路牌上，手指轻轻地抚过“11号”三个字，像是在抚摸一个很久不见的老朋友。
“大何说，拿了这卷录音带，你就和这件事绑在一起了。他说如果他哪天出事了，就让我去一个地方找一样东西。
他做了这个路牌，埋在——他本来想埋在413室门口的，但他怕太明显，就埋在了后山那棵老槐树下面。
路牌上本来写的是‘413’，后来他想了想，改成了‘11号’。他说这样就算有人找到了路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后来大何失踪了。”江余说。
白鸢的手指停在了路牌上，指节微微发白。
“2021年春天，大何忽然不来了。我给他打电话，打不通。我去他租的房子找他，房东说他三天前搬走了，什么都没留。我去疗养中心找，那里已经荒了，没有人。我去派出所报案，警察说一个成年人自己搬走了，不算失踪，让我再等等。”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但那不是崩溃的发抖，是一种被压抑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出口的发抖。
“我等了一年。一年里，我每天给他发一条消息，他从来没有回过。但我一直发。后来温鸢来找我了——她不是从大门进来的，她是半夜翻窗进来的。
她站在我卧室的窗户边，月光照着她，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裙子，头发披着，看起来不像一个人，像一个从画里走出来的影子。”
白鸢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她跟我说——‘大何不会回来了。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死了。你手里的录音带，交给我。’我说不行，这是温晚留给我的。她没有逼我，只是笑了笑，说‘那你好好保管，别让别人拿走了’。然后她就走了，从窗户翻出去的，六楼。她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
病房里安静了很久。走廊里传来护士推车的声音，橡胶轮子碾过地砖，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像一个孩子在玩玩具。
沈渡从窗边走过来，在白鸢对面坐下，目光平视着她，声音不疾不徐：“白鸢，那卷录音带，你后来处理了吗？”
白鸢低着头，看着自己放在被子上的手。阳光照在她的手背上，皮肤几乎是透明的，能看到底下细小的青色血管，像一张精密的地图。
“我把它寄给了一个人。”她说。
江余和沈渡几乎同时问出了同一个问题：“谁？”
白鸢抬起头，看着他们两个人——不是看江余，也不是看沈渡，而是同时看着他们两个人。
她的目光在他们之间来回移动了一下，然后嘴角弯起一个有些顽皮的弧度，那种顽皮不像是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的女人会有的表情，但它确实是白鸢的——原原本本的、没有被任何人格污染的、白鸢自己的表情。
“你们猜。”她说。
江余差点从椅子上站起来。沈渡的表情出现了一道极其细微的裂缝——不是惊讶，是一种“我明明算到了这一步但还是被摆了一道”的无奈。
“白鸢，这不是猜谜游戏。”江余的声音有些发紧。
白鸢收起了那个顽皮的表情，低下头，手指在被单上画了一个圆圈套三角形的符号——和案件现场的符号一模一样。
“温鸢画了那么多画，你们以为她画的是死人。她画的不是死人，她画的是活人。每一幅画里的人，在她画的时候都还活着。她画完了，那个人就死了。”
白鸢的手指在那个符号的中心点了一下，声音低得像从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
“她画了十一个人。第十一个，她还活着。她不敢画。因为她画完的那一天，就是那个人死的那一天。她把那幅空白的画纸藏在一个地方，等着画完的那一天。”
“那幅空白的画纸在哪里？”沈渡问。
白鸢抬起头，看着他，那双深棕色的眼睛里忽然有了光——不是泪光，是某种更激烈的、烧了很久还没有熄灭的东西。
“在我寄给那个人的包裹里。”
病房的门被推开了，护士探头进来说：“探视时间还有五分钟。”
沈渡站起来，走到白鸢面前，从风衣内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她的枕头边。江余看了一眼——是那张柴犬纸巾折的小狗，已经有些皱了，但还能看出是只狗的轮廓。
白鸢低头看着那只纸巾折的小狗，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一个真正的笑，干净的，明亮的，像雨后的天空。
“你们比他说的有意思多了。”她说。
“谁说的？”江余问。
白鸢没有回答。她拿起那只小狗，放在枕头下面，然后闭上了眼睛，像是在说“我累了”。护士走过来，礼貌而坚定地请他们离开。
江余和沈渡走出病房，站在走廊里。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初夏的风灌进来，带着花园里栀子花的香气，和病房里淡淡的薰衣草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奇异的、让人恍惚的气息。
江余靠在墙上，从口袋里掏出那包奥利奥，拆开，递了一片给沈渡。沈渡没有接，他的目光落在走廊尽头那扇窗户上，表情冷淡，但眉头微微蹙着，像是在算一道很复杂的数学题。
“她在保护那个人。”沈渡忽然说。
江余把奥利奥塞进自己嘴里，嚼了两下，含混不清地问：“谁？她寄录音带的那个人？”
“不。她在保护温鸢。”沈渡转过身，看着江余，“她把录音带寄出去，不是为了把真相公之于众，是为了把录音带从自己手里转移出去。她怕温鸢会来找她，抢走录音带。只要录音带不在她手里，温鸢就没有必要伤害她。”
江余的脑子转了一下，然后把剩下半块奥利奥整个吞了，差点噎着。
“那她寄给的那个人，是温鸢不敢动的人？”
“或者，”沈渡的目光冷了下去，“是温鸢最想动的人。”
走廊里的灯光忽然闪了一下，像是电压不稳。护士站后面的电视机在播放什么节目，声音很小，只能听到一些模糊的对话和笑声。
那些笑声和这栋楼里正在发生的事形成了某种荒诞的对照，像两个平行世界——一个世界里有人在下棋，另一个世界里有人在做梦，而江余和沈渡站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既不在棋盘上，也不在梦里。
“我们得找到那个人。”江余把奥利奥的包装袋揉成一团，精准地投进了走廊尽头的垃圾桶，“白鸢把录音带寄给他，他把录音带藏起来了，或者听了，或者销毁了。不管怎样，他知道的事情，比我们多。”
“他知道的事情，”沈渡的声音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包括那幅空白的画纸。白鸢说温鸢画了十一个人，第十一个人还活着。那幅空白的画纸，就是第十一个人的‘画像’。白鸢把它和录音带一起寄给了那个人。所以那个人手里，有温鸢不敢画完的那幅画。”
江余从墙上直起身来，双手插兜，歪着头看着沈渡，嘴角翘起一个有些坏的弧度。
“沈渡，你记不记得温鸢在审讯室里说过一句话——‘那卷录音带，在我妹妹手里’？”
沈渡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
“她说的是白鸢。但她不知道白鸢已经把录音带寄出去了。在她的认知里，录音带还在白鸢手里。”江余的声音越来越快，像一辆从山顶往下冲的自行车，“而白鸢刚才说，她寄给了一个人。那个人不是温鸢，不是顾城，不是简安，不是任何我们想得到的人。”
“裴萧。”沈渡说出了这个名字，语气平静得像在念一个无关紧要的地址。
江余的手指在裤缝上轻轻弹了一下。裴萧，刑部侍郎，临川人，三年前调任东城。他的履历白得发亮，没有任何污点，没有任何可疑的社会关系。但白鸢为什么要选他？一个刑部侍郎，和一个连环杀手的录音带，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裴萧认识温鸢，或者认识白鸢，或者认识温晚。他在三年前调任东城，而温鸢案的第一个受害者苏晚，就是在三年前开始去心岸咨询中心找顾城做心理咨询的。时间线重叠了。
“裴萧在临川的时候，办过什么案子？”沈渡的声音把江余从思绪里拽了回来。
江余掏出手机，打给了赵小刀。赵小刀在电话那头有些惊讶——她刚到家，还没躺下——但她还是打开了电脑，开始查询裴萧的履历。
三分钟后，赵小刀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带着一种江余很熟悉的、发现宝藏的兴奋：“裴萧在临川的时候，主办过一个案子。1990年，临川市永安路23号，于某被杀案。就是那个穿白裙子的女人。”
江余的手机差点从手里滑下去。
“主办人？1990年他才多大？”江余的声音拔高了。
“不是主办，他是后来复查的。2010年，临川市公安局对这个案子进行了一次复查，裴萧是复查组的成员之一。复查结论是——证据不足，维持原结论。
但复查报告的最后一页，有一行手写的备注，是裴萧的字迹，上面写着：‘本案或与另一起案件有关联，建议并案侦查。’他说的另一起案件，没有写案号，只写了一个字——‘何’。”
何。大何姓何。何勇。
江余挂了电话，站在走廊里，仰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管。灯管是新的，光很白很亮，照得他眼睛发酸，但他没有移开目光。
裴萧查过于某的案子，他知道温鸢七岁时看到的一切。他知道温晚的存在，知道温鸢的存在，知道白鸢的存在。他调到东城来，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继续查这个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