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外科大楼在午后的阳光下像一块巨大的白色墓碑，方方正正，冷冷冰冰，每一扇窗户都反射着刺目的光。
江余站在住院部门口的台阶上，仰头看着七楼那些密密麻麻的窗户，试图猜出顾明的办公室在哪一扇后面。但他知道这是徒劳的——顾明不会在医院里等着他们，一个藏了三十四年的人，不会把自己的巢穴暴露在这么明亮的地方。
简安从门诊楼的方向快步走来，白大褂的下摆在风中翻飞。她接到江余的电话后，从手术台上换了下来，口罩还没摘，只露出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她看到江余和沈渡，摘了口罩，脸色白得像手术室的无影灯。
“顾明是我们医院的外科主任。”简安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他们三个人能听见，“他在这个医院干了二十年，没有人知道他和顾城是兄弟。我也是刚才查了人事档案才确认的——他们的姓氏不同，户籍地址不同，父母信息也不同，完全看不出是兄弟。”
沈渡的目光微微动了一下：“人事档案被人改过。”
“改得很专业。”简安点头，“不是随便涂改，是整套档案都重新做过了。出生日期、籍贯、家庭成员，全部换了一套。如果不是你们在简晴的画里看到了顾明的脸，我永远不会把顾明和顾城联系在一起。”
江余的手插在裤兜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幅画的边缘。画纸上顾明的侧脸在他脑子里烙了一个印——那张脸和顾城有七分相似，但眼睛完全不同。顾城的眼睛是关着的窗，顾明的眼睛是开着的门，但门里面是黑的，看不到任何东西。
“他现在在哪？”江余问。
简安咬了咬嘴唇，那个动作让她看起来不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外科护士长，更像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她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干涩而急促：“他今天上午没来上班。
科室说他请假了，事由是‘家中有事’。我打他手机，关机了。去他办公室看了，东西都在——白大褂挂在衣架上，茶杯里还有没喝完的水，桌面上的病历摊开着，像是临时决定离开的。”
“什么时候走的？”
“护士站的签到记录显示，他今天早上七点四十二分打卡进楼，八点零五分又打卡出去了。中间二十三分钟。他去了办公室，待了二十多分钟，然后走了。”
沈渡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地图，在上面点了几下：“顾明的住处在城西翠微路，距离医院大约四公里。但裴萧失踪前最后出现的地方是翠屏路，和翠微路只差一个字，但方向完全相反。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
“裴萧不会直接去找顾明的住处。”江余的声音慢慢地、一字一句地拆解着这个逻辑，“他知道顾明在躲，知道顾明不会待在任何可以被轻易找到的地方。他去找顾明，不是去顾明的生活里找他，是去顾明的过去里找他。”
“过去”两个字落地的瞬间，江余和沈渡几乎同时想到了同一个地方。
栖心疗养中心。
不是主楼，不是413室。是顾明当年住过的地方。1990年，顾明十八岁，他在哪里？他不是疗养中心的病人，不是工作人员，他为什么会出现在1990年的案发现场？他的弟弟顾城后来为什么会去疗养中心做义工？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任何档案里，不在任何人的记忆里，只在一个地方——顾明自己的过去里。
而裴萧，用了三十四年，把顾明的过去查了个底朝天。
他知道顾明会去哪里。
江余转身跑下台阶，沈渡跟在他身后，简安站在台阶上喊了一声：“江队长！找到了顾明，告诉我一声。”江余没有回头，只是举了一下手，表示“知道了”。
车子发动的时候，江余的手机震了。赵小刀发来的一条长消息，文字密密麻麻，像一群挤在一起的蚂蚁。他快速扫了一遍，然后把手机递给沈渡。
赵小刀查到了顾明的底。
不是从户籍系统里查到的——顾明的户籍信息是一堵完美的墙，没有任何破绽。赵小刀是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的突破口：临川市档案馆里的一份老旧的手写病历。
1990年，临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有一份急诊记录，患者姓名一栏写着“顾明”，年龄十七岁，诊断结果是“右前臂开放性骨折”，手术医生签名处是一个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医生，但病历的最后一页，有一行手写的备注：“患者家属：顾远山，关系：父子。”
顾远山。温鸢、温晚、白鸢的父亲。1990年8月14日晚上，从于某家中跑出去的那个人影。温鸢画了三十四年的那个穿白裙子的女人的丈夫。
顾远山是顾明的父亲。顾明和顾城是顾远山的儿子。
温鸢和顾明，是同一个父亲的子女。同一个父亲，不同的母亲。温鸢的母亲是顾远山的第一任妻子，温鸢出生后被送走了。顾明的母亲是顾远山的第二任妻子——于某。1990年8月14日晚上，被勒死的那个穿白裙子的女人，是顾明的母亲，也是顾远山的第二任妻子。顾远山杀了于某，被七岁的温鸢看到了，也被十八岁的顾明看到了。
顾明站在门口，看着自己的母亲被自己的父亲勒死。他没有冲进去，没有喊叫，没有报警。他站在那里，看着，记住了每一个细节。然后他走了，去学医，去当外科医生，去用手术刀和毒药，把那个画面变成了一件又一件艺术品。
他和温鸢用的是同一种方式，走的是同一条路。一个杀人，一个教人杀人。一个画了三十四年，一个做了三十四年的外科医生。一个把自己关进了看守所，一个还穿着白大褂，在手术台上切开一个又一个活人的身体。
江余把手机从沈渡手里拿回来，又看了一遍赵小刀的消息。最后一段话，字里行间透着赵小刀特有的、压抑不住的愤怒：“顾远山2005年死于肝癌。于某的案子1990年结案，凶手未抓获。
顾明1995年从临川医学院毕业，进入临川市第一人民医院，2001年任外科主治医师，2010年任外科主任。顾城比顾明小八岁，2005年从临川师范学院心理学专业毕业，2017年进入栖心疗养中心做义工。”
一条完整的、跨越了三十四年的、黑暗的河流。
源头是顾远山。他用一双手，杀了自己的妻子，制造了两个凶手——一个用画杀人，一个用刀救人。一个毁掉了温鸢，一个毁掉了顾明。温鸢把自己变成了画，顾明把自己变成了手术刀。裴萧站在河岸上，看了三十四年，终于跳了进去。
江余的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两下，节奏比平时快了一倍。
“沈渡，裴萧去找顾明，不是去抓他，是去替他妈妈问他一个问题。”
沈渡打了右转向灯，车子拐上了一条岔路，路面变窄了，两侧的梧桐树越来越密，树冠在头顶合拢，形成了一个绿色的穹顶。
“什么问题？”
“你当时为什么没有进来？”
江余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引擎声吞没。但他知道沈渡听到了。沈渡的右手从方向盘上移开了一瞬，在换挡杆上停留了不到一秒，然后重新握住了方向盘。
临川市殡仪馆。
这是江余第二次来这个地方了。上一次是和顾城在二号告别厅，这一次是殡仪馆后面的老员工宿舍区——一排建于八十年代的平房，红砖墙，石棉瓦屋顶，墙面上爬满了枯死的爬山虎，像一张被撕碎了的绿色的网。
赵小刀的调查显示，顾明在医学院实习期间，曾在殡仪馆后面的这排平房里租住过一年。1994年到1995年，他在这里住了整整一年，每天面对的不是活人，是死人。
他在这里练习缝合技术，用的是遗体的皮肤。他在这里研究毒药的剂量，用的是从医院偷出来的药剂。他在这里画了他人生的第一幅画——不是油画，不是素描，是一张人体解剖图。他在那张图上标注了每一根血管、每一条神经、每一个可以被一刀毙命的位置。
那幅画，他画完之后贴在了墙上。就像温鸢把画贴在413室的墙上一样。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方式，走的是同一条路。一个画活人，一个画死人。一个把画藏在墙里，一个把画贴在墙上。一个等着别人来揭，一个等着别人来看。
平房的最里面那一间，门是锁着的。不是挂锁，是暗锁，铁门，看起来换过了，不是三十年前的旧门。江余蹲下来，从门缝往里看了一眼——屋里拉着窗帘，光线很暗，但能看到地面上有脚印，新鲜的，不止一个人的。
沈渡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根细长的铁丝，在锁眼里拨了两下。江余看着他的动作，嘴角抽搐了一下：“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在大理寺的时候。”
“大理寺教你开锁？”
“大理寺没教我。罪犯教我的。”
锁咔嗒一声开了。沈渡把铁丝收好，推开门。
屋子里有一股浓烈的福尔马林气味，混合着陈旧的灰尘和另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时间的气息。窗帘是深蓝色的，很厚，把午后的阳光挡得严严实实，只有门缝里透进来的一线光照亮了门口的一小片地面。
沈渡摸到了墙上的开关，按了一下。灯没有亮。他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白色的光柱切开了黑暗，像一把刀。
墙上有画。
不是温鸢的那种油画，是人体解剖图。手绘的，用铅笔和炭笔，每一幅都画得极其精细，精细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肌肉、骨骼、血管、神经，每一层的解剖结构都被拆解开来，单独绘制，标注了名称和功能。
但有一些标注不是医学术语——在心脏的位置，有人用红笔圈了一个圈，旁边写着“她在这里”。在脑干的位置，有人用蓝笔画了一个箭头，写着“开关”。在右手的位置，有人用黑笔写了一个数字：“11”。
和案件现场的数字符号一模一样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