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余把照片从沈渡手里接过来，照片上的两个男孩还在笑，阳光很好，树叶很绿，花很紫。镜头后面的人，也在笑。
她的笑没有被拍下来，但江余能看到。不是用眼睛，是用别的什么——也许是骨头，也许是血，也许是在七岁那年就被药覆盖掉、但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的那一小片记忆。
在那一小片记忆里，她在笑，和温鸢画里那个穿白裙子的女人不一样，和裴萧画里那个七岁的女孩不一样，和任何人的画都不一样。她的笑是活的，活的，活的。
江余把照片放进制服内袋，和那把钥匙、那把折叠刀放在一起。
“沈渡，带我去那棵树下。”
沈渡看着他，没有问为什么。他转身，沿着公墓的台阶往山上走，步子不快不慢。江余跟在他身后，两个人的脚步声在石阶上交错，一前一后，像两支不同的乐器终于找到了同一首曲子的节拍。
翠屏山山顶，那棵树下。
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一片细碎的、金色的光斑，像一幅用光画的、会随着风移动的画。
那座没有名字的碑还在那里，安静地立着，像一个不会说话、也不需要说话的人。碑前的那束鸢尾花已经落了，花瓣散了一地，被风吹得七零八落，有的落在石阶上，有的落在草丛里，有的不知道飞去了哪里。
江余在那座碑前蹲下来，伸出手，把碑面上落的灰尘和花屑拂去。碑面很凉，很光滑，像一面不会映出人影的、沉默的镜子。
“妈。”他叫了一声。
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但那个字从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胸口裂开了。
不是疼，是另一种感觉——像是一扇关了很久的门，被人从里面推开了。门后面是黑的，什么都看不到，但风从门里吹出来，带着一种熟悉的、久违了的气息，像栀子花，像雨后泥土，像母亲蹲下来给自己系鞋带时头发拂过脸颊的那种痒。
风从山脚下吹上来，穿过树叶，穿过草丛，穿过碑前散落的花瓣，拂在江余脸上。
“我来晚了。”他说。
没有人回答他。
但他觉得有人在回答他。不是用声音，是用别的什么。也许是一阵风，也许是一片从树上落下来的叶子，也许是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的某一粒光斑。
江余在那座碑前坐了很久。沈渡坐在他旁边，两个人并排，面朝山下。东城在午后的阳光中铺展开来，街道、楼房、桥梁、河流，像一幅巨大的、会动会呼吸的画卷。
风从城市的方向吹上来，带着汽车尾气的味道、餐馆油烟的味道、河流潮湿的味道，还有无数人活着的、忙碌的、疲惫的、快乐的味道。
“沈渡。”
“嗯。”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知道什么？”
“知道是我母亲拍的你。”
沈渡沉默了。风从他那边吹过来，带着他身上那种淡淡的洗衣液的味道，和被子上的味道一样，和风衣上的味道一样。
“她没有拍我。”沈渡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她拍的是你。我站在你旁边，只是因为你站在那里。她按快门的时候，没有看我。她在看你。”
江余转过头，看着沈渡。
沈渡没有看他，目光落在山下的城市上。东城的天际线在午后的热浪中微微扭曲，像一幅被水浸泡过的、正在慢慢褪色的画。
“她拍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你。”沈渡的声音在风中有些模糊，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你吃饭，你睡觉，你在院子里跑，你在树下蹲着看蚂蚁搬家。她拍你，洗出来，放进相册，坐在灯下一张一张地看。看完了再放回去，第二天再拿出来看。”
沈渡顿了一下。
“她没有拍过自己。一张都没有。所有的照片里都没有她。因为她知道，她不在你以后的生活里。”
风大了。树冠在头顶沙沙作响，像无数只手在同时翻动一本很大的、很旧的书。江余闭上眼睛，把脸埋进膝盖里。
“她是被杀的。”他的声音从膝盖和手臂之间的缝隙里挤出来，闷闷的，像一个被关在箱子里的人在说话，“她被杀了。她的照片被人烧了。
她的名字被人删了。她的笑被人画成了别人的笑。没有人记得她。除了张明。张明记得她。不是因为她是他同事，是因为他爱她。他爱她，所以他替陆沉舟挖了那个坑，埋了她，种了那棵树，然后花了一辈子赎罪。”
“他不是在赎罪。”沈渡的声音从旁边传过来，“他是在陪她。他把她的照片锁在盒子里，放在翠屏山公墓的管理处，离她最近的地方。
他每一年的8月14日都会来这里，坐在碑前，放一束花，坐一夜，天亮了下山。他做了三十四年。”
江余从膝盖间抬起头，眼睛是红的，但没有泪。他看着沈渡，沈渡也看着他。阳光在他们之间流动，把两个人的脸都照得很亮很亮。
“你也在陪她。”江余说，“你每年8月14日也来这里。你放的花是紫色的鸢尾花。你知道她喜欢这个。你摘花的样子和七岁时一样。”
沈渡没有否认。他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江余手心里。是一朵鸢尾花，紫色的，新鲜的，花瓣上还带着水珠。和在临川栖心疗养中心墙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和温鸢画里的一模一样，和温凝手里的一模一样。
“你摘的？”江余问。
“今早。你在墓坑里看照片的时候，我在山坡上摘的。”
江余把那朵花放在碑前，紧挨着那些已经落尽花瓣的花枝。花枝上还有最后一片花瓣，摇摇欲坠的，像一个快要松手的人。
江余的手指碰到那根花枝的时候，最后那片花瓣落了下来，落在他的手背上，很轻，像一个人的手指，在他手心里写了一个字。
不是“回”。
是“归”。
归来的归。归家的归。归去的归。归，所有的意思都是同一个意思——回到你应该在的地方。
他应该在的地方，是这里。在这座碑前，在这棵树下，在这个人身边。他没有来晚。他来得刚刚好。花刚落，人刚来，风刚起。
江余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过身，面朝山下。东城在午后的阳光中安静地躺着，像一个正在午睡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婴儿。
“沈渡。”
“嗯。”
“下山吧。还有很多案子要破。”
沈渡站起来，站在他旁边。
“第一个案子，破谁？”沈渡问。
江余看了他一眼，嘴角翘起一个弧度。不是那种没心没肺的笑，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沉的、像是把所有重量都放下了的笑。
“破林婉清。”
沈渡没有问为什么。他知道。林婉清是第一个。不是时间上的第一个，是这个案子的第一个。
她的尸体在孟庆川的车里，孟庆川的车在翠屏山山底的某条沟里，车里有张明留下的证据。找到车，找到证据，找到杀她的人——不是孟庆川，是孟庆川雇的那个人。
那个人还在，还活着，还藏在某个地方。江余要把他找出来。不是为了破案，是为了让林婉清的名字回到她应该在的地方——不是孟庆川的妻子，不是林深的姐姐，不是林婉儿的堂姐，是她自己。
江余沿着台阶往下走，沈渡跟在他身后。两个人的脚步声在山间回荡，一下，又一下，像心跳，像钟摆，像某个人藏在暗处的手指正在一下一下地敲着桌面。不是等着他们到来，是送他们离开。
山脚下，赵小刀的车停在路边，双闪灯在午后的阳光中一明一暗。她靠在车门上，手里拿着两杯咖啡，看到他们下来，把咖啡递过去，没有问他们去山上做了什么，也没有问沈渡这一夜去了哪里。她只是说：“江队，沈顾问，孟庆川的车找到了。”
江余接过咖啡，喝了一口。很苦，没有加糖，没有加奶。和沈渡平时喝的一样。
“在哪？”
“翠屏山北麓，一条废弃的采石场旁边的沟里。车摔得很惨，已经被树枝和杂草盖住了。
消防队第一次搜救的时候没有发现，因为方向错了——不是沿着盘山公路往下找，是往侧面找。车不是直着冲下去的，是先撞断了护栏，然后往侧面翻滚，滚了大约两百米，卡在了两道石壁之间的缝隙里。”
“车里有什么？”
赵小刀的脸色白了一下。
“一具尸体。女性。初步判断是林婉清。尸体保存得不太好，但还能辨认。她的脖子上有勒痕，和1990年于某的勒痕一模一样。”
江余的手指微微蜷缩了一下。
“还有一样东西。”赵小刀的声音更低了一些，“在林婉清的手里，攥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两个人。一个是你父亲，陆沉舟。另一个是——”
她顿了一下。
“温鸢。”
江余的手指在咖啡杯壁上停住了。杯壁很烫，烫得他指尖发红，但他没有松手。
温鸢。陆沉舟。1990年。同一天，同一件事，同一个人。陆沉舟杀了温凝，温鸢杀了于某。不是同一个人，是同一个圆。
圆上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无数个点，每一个点都连着下一个，没有一个人是孤立的，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
江余把咖啡杯放在车顶上，从口袋里掏出那把折叠刀，握在手心里。
“赵小刀，调翠屏山北麓采石场周边所有的监控。任何一辆车，任何一个人，都不要放过。”
赵小刀已经打开了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