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刀在车上已经把初步的情况说了一遍。永安里小区，城东，老居民楼，六层，没有电梯。凌晨四点五十三分，有人从六楼摔下来了。不是跳，是摔。区别在于，跳的人是主动的，摔的人是被动的。跳的人会张开双臂，像鸟，像落叶，像一颗不再想挂在枝头的果实。
摔的人不会，摔的人是蜷缩着的，像一只被从巢里扔出来的幼鸟，翅膀还没有长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掉下来，不知道地面为什么那么硬，不知道疼，因为疼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林秋摔下去的时候，是蜷缩着的。她的邻居听到声音，从窗户往下看，看到一个人形的、蜷缩的轮廓躺在水泥地上，一动不动。邻居报了警，打了120。120到的时候，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死因是颅脑损伤，从六楼坠落，头部着地，当场死亡。
赵小刀翻开了笔记本。“林秋，女，二十六岁，独居，职业是插画师。她租住在永安里小区3号楼601室，去年三月搬来的。邻居说她不爱出门，不爱说话，不爱和人来往。每天就是画画，画到很晚，灯亮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没有人知道她画什么，也没有人问过。”
江余的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两下。“现场封锁了吗？”
“封锁了。技术队已经到了。”
“死者家里有被翻动的痕迹吗？”
“没有。门锁完好，窗户完好，没有任何撬动的痕迹。屋里很整齐，很干净，像没有人住过一样。但有一处不正常——她的画。
她画了很多画，但不是挂在墙上，是堆在地上的。满满一屋子，堆到膝盖那么高，人都走不进去。她是从门口踩着画走进去的，像踩着一片一片的、彩色的、不会碎的冰。”
沈渡坐在后座，手里还握着那枝鸢尾花。花在密闭的车厢里微微颤动，紫色的花瓣蹭着他风衣的袖口。他低着头，看着花，像是在看一个很远的、看不清的地方。
“她画的是什么？”沈渡问。
赵小刀的手指在笔记本上停了一下。“人。全是人。不同的人，不同的姿势，不同的表情。但有一个共同点——所有人都在看同一个方向。不是看镜头，不是看画家，是看画布的左边。
左边有什么？不知道。她没有画左边的东西。每一幅画的左边都是空白的，像一扇被打开的门，门里面什么都没有。”
永安里小区在城东一条窄巷子的尽头。三栋六层的老楼，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但年代久了，变成了灰黄色，像一块被雨水泡了很久的、发了霉的蛋糕。
3号楼在最里面，楼下已经拉起了警戒线，蓝白色的带子在晨风中一飘一飘的。技术队的人正蹲在楼下那片被冲洗过的水泥地上拍照，闪光灯一下一下地闪，把地面上那个人形的、暗红色的轮廓照得格外清晰。
江余站在那个轮廓旁边，蹲下来，看着那片被雨水冲淡了的、边缘已经开始发黑的血迹。血迹的形状是蜷缩的，头朝里，脚朝外，右臂压在身体下面，左臂伸向一侧，手指微微蜷着，像是在最后一刻想抓住什么，没有抓住。
沈渡站在他身后，没有蹲下，目光落在三楼一扇开着的窗户上。窗帘是白色的，很薄，在晨风中轻轻飘动，像一面投降的旗。
“她不是自己跳的。”沈渡的声音从江余头顶传下来，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江余脑子里那片还在翻涌的水面。
“有人在她身后。”
江余站起来，抬头看着六楼。601室的窗户是开着的，窗帘也被风吹得飘出来，和三楼那扇窗户一样。但六楼的风更大，窗帘飘得更远，几乎要飘到窗外去了，像一只白色的、急于挣脱的手。
他转身走进楼道。楼道很窄，声控灯是坏的，他踩着手机手电筒的光往上爬。沈渡跟在他身后，两个人的脚步声在密闭的楼梯间里来回弹跳，像两颗被同时扔出去的、永远追不上对方的回声。
六楼，601室。门开着，技术队的人正在里面忙碌。大刘蹲在地上，用小刷子刷着门把手的缝隙，动作轻得像在给一个熟睡的人拂去脸上的落发。
看到江余进来，他抬起头，脸上那个护目镜歪了，露出一只眼睛，眼睛里有血丝，但亮得很，像一颗熬了很多夜但还没有熄灭的星。
“江队，屋里的情况有点奇怪。”大刘站起来，指了指地面，“你看这堆画。”
江余顺着他的手看过去。客厅的地面上堆满了画，大大小小，各种尺寸，有的是油画，有的是水彩，有的是素描。
画纸叠在一起，堆到膝盖那么高，把整个客厅的地面都铺满了，只留下一条窄窄的、从门口通向卧室的过道。过道的宽度刚好够一个人侧着身子走过去，像是有人故意留出来的——不是故意，是走出来的。
林秋每天从门口走到卧室，再从卧室走到门口，走了几百天，在画堆里走出了一条路。路的两边是画，画里的人在看她。
江余侧着身子走过那条窄窄的过道，走进卧室。卧室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书桌上放着一盏台灯，灯还亮着，光很白，很亮，把桌面上摊开的那幅画照得像一面发光的窗户。
画上是一个人，女人，长发，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站在一棵树下。树没有叶子，枝丫光秃秃的，像临川栖心疗养中心后山那棵老槐树，又像翠屏山山顶张明种下的那棵树。
女人的脸没有画，不是被涂掉了，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画。空白的，空白的脸上什么都没有，没有五官，没有表情，没有年龄，没有姓名。她站在树下，像一扇被打开的门，门里面什么都没有。
画的右下角，用铅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很小，但很清晰，一笔一划，像是一个人在很慢很慢地、很认真很认真地写一封永远不会寄出去的信。
“妈，我找不到你。”
江余的手指在那行字上停了一下。
他转过身，走出卧室，走过那条窄窄的过道，走出601室的门。沈渡站在门口，手里那枝鸢尾花还握着，花瓣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了一片，飘在他的肩膀上，紫色的，和他黑色的毛衣形成了一种很安静很安静的对比。
“她不是林秋。”沈渡说。
江余的脚步停了一下。
“她是林深的女儿。林深三年前溺亡，留下了一个女儿。那一年她二十三岁，刚从美术学院毕业。她母亲在她出生那年就死了，死因不明，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没有任何记录。她从来不知道母亲长什么样。她画了三年，想画出母亲的脸。画不出来。因为她没有见过。”
江余站在六楼的走廊里，风从楼梯间的窗户灌进来，把他衬衫的下摆吹得猎猎作响。他看着沈渡，沈渡看着他。两个人之间隔着一扇门和一个人——林秋，不是林秋，是林深的女儿，是温家的血脉，是又一个被1990年那两桩命案波及的、无辜的人。
“她不是被杀。”沈渡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被风声吞没，“她是来找的。她找了三年，从临川找到东城，从东城找到翠屏山，从翠屏山找到这间屋子。
她画了三年，画了成千上万张脸，每一张都不是她。她画不动了，从六楼走了下去。不是跳，是走。她以为六楼下面有一扇门，门后面是她妈妈。不是的。六楼下面是水泥地。”
江余把目光从沈渡身上移开，看着走廊尽头那扇落满灰尘的窗户。窗户外面的天很蓝，蓝得不像是真的，蓝得像一幅被人画出来的、太干净了、干净到让人不敢相信的画。
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拂过他的脸，拂过他的眼睛，拂过他眼角那一小片还没有来得及干的、被风吹凉了的水渍。
他在哭。
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