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开出去三条街，江余让沈渡靠边停了。
不是到了，是他忽然想下车走走。沈渡没有问他为什么，把车停在路边一棵梧桐树下，熄了火。两个人下了车，沿着人行道慢慢地走。
阳光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两个人身上投下一片一片细碎的、金色的光斑。风从街道尽头吹过来，带着早餐摊上豆浆油条的气味、报刊亭里油墨的气味、花店门口栀子花的气味，所有的气味混在一起，被风揉碎了，搅匀了，灌进人的鼻腔里，像一杯调得很乱、但意外好喝的鸡尾酒。
江余走得不快，沈渡跟得也不紧。两个人之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不远不近，和往常一样。但今天这个距离里多了些东西——不是多了，是少了。
少了那种“我在等你说话”的沉默，少了那种“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的猜测，少了那种“我们之间还有什么没有说”的悬而未决。今天他们的沉默是另一种沉默，像两条河终于流到了同一片湖里，不需要再急着往前赶了，不需要再问“你从哪来”“你往哪去”，因为答案是一样的——从山上来，往海里去。
路过花店的时候，江余停了一下。花店门口摆着几桶新鲜的切花，玫瑰、百合、雏菊、满天星，还有一大桶紫色的鸢尾花。
花瓣上还带着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刚哭过、但已经不再伤心了的眼睛。老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正蹲在桶边修剪花枝，剪刀咔嚓咔嚓的，节奏不紧不慢，像是在给花剪头发。
江余蹲下来，从那桶鸢尾花里挑了两枝。花枝很直，花瓣很挺，花蕊是金黄色的，藏在紫色的花瓣中间，像一小簇不会熄灭的火。
“多少钱？”他问。
老板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他身后站着的沈渡一眼，目光在两个人之间来回弹了一下。
“不用了。”老板说，低头继续剪花，咔嚓，咔嚓，“这花今天开得好，送你了。”
江余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拿了一枝鸢尾花站起来，转身，递给沈渡。
沈渡看着那枝花。阳光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紫色的花瓣上，花瓣变成了金紫色。
“送我的？”沈渡问。
“送你的。”江余说。
沈渡接过去，攥在手里，花枝很细，他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紫色的花在他手心里像一把小小的、不会伤人的紫色的刀。
他们继续往前走。沈渡拿着那枝鸢尾花，江余走在他旁边，两个人之间依然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但那个拳头不知道什么时候缩回去了一根手指，距离变近了，近到江余的袖子蹭到了沈渡的风衣。
沈渡没有躲。
江余也没有躲。
他们走到了翠屏山脚下。不是刻意来的，是走着走着就到了。
从花店到这里，走路要四十分钟，他们走了一个小时零十分钟，多出来的三十分钟是在路上停下来看云、看树、看一只猫从墙头跳下来、看一个小孩追着一只蝴蝶跑进巷子里、看一个老人在路边下棋、看一对情侣在站牌下吵架、看一个环卫工人把落叶扫成一堆又被风吹散了。他们看了很多以前不会停下来看的东西，因为今天不用赶路。
案子结了一个，新案子还没有来。今天是偷来的。偷来的时间不用赶，偷来的路不用着急走完，偷来的人不用急着还。
山脚下的石阶还是那些石阶，湿漉漉的，长了一层薄薄的青苔。江余踩上去的时候滑了一下，沈渡伸手扶了他一把，手握住他的小臂，握了两秒钟，然后松开了。
那两秒钟里，江余感觉到沈渡的手心是热的，不是那种握了很久热咖啡的热，是那种天生的、从骨头里往外渗的、怎么都捂不凉也怎么都晾不冷的热。
他们沿着石阶往上走。不是去公墓，是去那棵树。那棵张明三十四年前种下的、陆沉舟跪了一夜的、温凝埋在下面的树。
树还在，枝丫光秃秃的，和临川栖心疗养中心后山那棵老槐树一样，在这初夏的季节里没有长出一片叶子。但树下多了一样东西——一座碑。不是原来那座没有名字的碑，是一座新的碑，灰色的石面，被阳光照得发亮。
碑上刻着字。不是用机器刻的，是手工刻的，一笔一划，深深浅浅，像一个人的手在石头上一下一下地凿。
“温凝。一九六八年——一九九〇年。陆沉舟之妻。陆砚之母。张明刻。”
江余蹲下来，伸出手，指尖触到那个“明”字。笔画很深，刻字的人用了很大的力气，像是在石头上刻字的时候，把自己这辈子所有的力气都用上了。
刻完这个字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力气做任何事了。他回到那条老巷子，走进那间没有光的屋子，穿上那件白衬衫，握着那把手术刀，坐在衣柜里，等。
江余把带来的那枝鸢尾花放在碑前，紧挨着碑座。花只有一枝，没有花束，没有花篮，没有那些繁复的、好看的包装。一枝花，一个人，一个名字。够了。
“张明什么时候刻的？”江余问。
沈渡站在他身后，阳光从他身后涌过来，把他的影子投在碑上，投在“温凝”两个字上面，像一个黑色的、安静的拥抱。
“三年前。”沈渡说，“他刻完这块碑，把它埋在了翠屏山。不是埋在山顶，是埋在采石场。林婉清藏身的那个山洞旁边。他每天去给林婉清换药的时候，都会在这块碑前站一会儿。站完，进山洞，换药，擦身子，喂饭。然后出来，在碑前再站一会儿。站到天黑，下山。他做了三年。”
江余把手从碑上收回来，站起来，膝盖响了一下。他转过身，看着沈渡。沈渡站在阳光里，风衣的扣子系得整整齐齐，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几缕碎发落在额前，在阳光下几乎是透明的。
他的手里还拿着那枝鸢尾花——不是一枝，是两枝。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变出了一枝，和江余送他的那枝并排握在一起，紫色的花瓣碰着紫色的花瓣，像两个人在牵手。
“另一枝哪来的？”江余问。
“山坡上摘的。”沈渡说，“你蹲在碑前的时候。”
江余看着他手里的两枝花。一枝是他送的，一枝是沈渡自己摘的。两枝花，一枝来自花店，一枝来自山坡。同一座山，同一天，同一个人。江余笑了一下，不是那种没心没肺的笑，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沉的、像是把所有的重量都放下了的笑。
他从沈渡手里拿过那枝自己送的鸢尾花，放在了温凝碑前。然后他转过身，沿着山坡往下走。沈渡跟在后面，手里还握着另一枝。那枝没有放，他带走了。不是要带回办公室插在矿泉水瓶里，不是要夹在案卷里压成干花，不是要放在任何地方。
他握着，握着走下山，握着走过街道，握着走过花店，握着走过早餐摊，握着走过报刊亭，握着走过分局的大门，握着走上四楼的楼梯，握着走进办公室，握着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握着翻开新的案卷。
花会谢的。但那是以后的事。
江余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赵小刀正站在白板前面，用红笔在写一个新的案件编号。听到脚步声，她转过身，手里还拿着马克笔，笔帽咬在嘴里。
她看到江余，看到沈渡，看到沈渡手里的鸢尾花，又看到江余空空的手。她的目光在花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什么都没有问。不是不好奇，是学会了不问。
“江队，新案子。”赵小刀用马克笔点了点白板上那个新写的编号，“凌晨五点，城东，永安里小区，一个女人从六楼摔下来了。不是自杀，不是意外，是他杀。”
江余走到白板前，看着那个编号。案件编号，日期，地点，死者的名字——林秋。姓林。又是姓林。林婉清，林深，林婉儿，林秋。
江余的手指在裤缝上轻轻弹了一下。姓林，和温鸢案里的林家是同宗同源。翠屏山的雨刚停，新案子的雨又来了。不是雨，是风。风从翠屏山来，从临川来，从1990年来，从更远的地方来，吹过所有的人，吹过所有的案子，吹过所有的雨夜。
风还在吹，不会停。
沈渡把那枝鸢尾花插进桌上的矿泉水瓶里，拧上瓶盖，放在台灯旁边。台灯的光照在紫色的花瓣上，花瓣变成了金紫色，和他第一次来东城分局那天、站在门口、被走廊尽头的夕阳照得眯起眼睛时的颜色一样。
他转过身，看着白板上那个新的案件编号。
“林秋。”他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荡开一圈一圈细小的、逐渐扩大的涟漪。
江余从口袋里掏出那把折叠刀——沈渡还给他的、他又还给沈渡、沈渡又放在他桌上的那把。他把刀揣回口袋，拍了拍，刀柄硌着他的大腿，凉凉的，硬硬的，像一个人的手指，在他手心里写了一个字。
不是“回”，不是“归”。
是“走”。
走吧。案子在等你。人在等你。真相在等你。
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拂过白板上那个新写的名字。林秋，林秋，林秋。纸页沙沙作响，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轻轻地、一遍又一遍地、叫一个还没有人应答的名字。
江余拿起桌上的车钥匙，沈渡拿起他的风衣。
赵小刀已经站在门口了，手里拿着笔记本，笔别在耳朵上。
三个人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的灯还亮着，楼梯间的声控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又一盏一盏地在身后熄灭。
楼下，那辆深灰色的SUV停在老位置，车身上的泥点子还没有洗。
新案子，新车，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