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鸢住在东城第一人民医院精神科，从温鸢的案子结束之后就一直在那里。她的病房在走廊尽头，和三个月前一样，单人间，门的上半截是透明玻璃，下半截是实木，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
但今天江余站在门口往里看的时候，床上没有人。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摆正了，枕套上没有褶皱。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白色的马克杯，杯子里有半杯水，水面上落了一小片灰尘。
她走了。不是今天走的，是昨天。护士说她办的是临时外出手续，签了字，留了联系方式，说要去见一个人，下午就回来。她下午没有回来，晚上也没有，今天也没有。
江余站在空荡荡的病房里，看着那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床。被子是蓝白条纹的，和所有的病号被一样，没有区别。但有人在这床被子下面躺了三个月，从夏天躺到秋天，从秋天躺到这个案子的开始。
她躺的时候在想什么？在想温鸢，在想温静，在想林深，在想那些她从来没见过、但知道她们存在过的女人。她们是她的姐姐，她的姑姑，她的表姐，她的外甥女。她们都死了，她还活着。
沈渡站在门口，没有进来。护士跟在他旁边，手里拿着白鸢的临时外出登记表，纸是淡黄色的，表格是打印的，字迹是手写的。
白鸢的字迹娟秀，和温鸢素描本里的字迹很像，但更圆润一些，没有那么锋利，没有那么冷。她在“外出事由”一栏写着“探亲”，在“探访对象”一栏写着“林深”。她去找林深了。
林深是她的姐夫，温静的丈夫，林秋的父亲。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和她有血缘关系、还活着的人。不是血缘，是姻亲。
但他的女儿身上流着温家的血，他的妻子身上流着温家的血。他的血和温家的血混在了一起，分不清了。分不清了，就是一家人。
江余从病房里走出来，站在走廊里。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灌进来，带着花园里栀子花的香气。花又开了，不知道是今年的第几茬。
栀子花从夏天开到秋天，开到所有人都以为它谢了的时候，它又开了。和人不一样，人谢了就不开了。但白鸢不是谢了，她是走了，去找那个让所有温家女人都谢了的人。
“她不会回来了。”江余的声音不大，但走廊里有回声，把他的声音弹来弹去，像一个找不到出口的、很小很小的球。
沈渡把那张登记表折了两折，放进口袋。“她去找林深，不是让他杀她。是让他别杀了。温家只剩她一个人了。她死了，温家就没了。她想让温家留下来。不是姓，是人。她这个人。”
江余转身，朝楼梯口走去。沈渡跟在后面，两个人的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荡，一下，又一下，像两颗心脏在不同的胸膛里跳着同一个节奏。
白鸢在东城没有别的去处。她在这座城市待了不到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里，外面的世界对她来说是陌生的、新鲜的、让人害怕的。她不怕林深。
林深是她姐夫，是她姐姐温静的丈夫，是林秋的爸爸。她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知道他换了脸，不知道他杀了苏晚。她只知道他是温静爱的人，是她姐姐用了一辈子去等的人。
她要见他，不是替温静等，是替自己问——你为什么要杀她们？她们都是你爱的人。你爱的人，你都杀了。下一个是我吗？
赵小刀在下午三点打来电话，说在翠屏山公墓找到了白鸢。她一个人坐在温凝的碑前，没有哭，没有说话，就那么坐着。从早上坐到下午，坐到太阳从东边移到西边，坐到影子从短变长，坐到她的影子投在温凝的碑上，像一个活着的人靠在了一个死去的人身上。
赵小刀没有上前，远远地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说了白鸢也不会听。白鸢来这里不是为了听人说话，是为了听自己说话。她心里有很多话，攒了二十六年，从温静走的那天就开始攒。
她没有人可以说，温鸢不听，温静不在，林秋死了，苏晚也死了。她只能来这里，对着一块石头说。
江余到的时候，白鸢还坐在那里。她的头发比在医院时长了一些，披在肩膀上，被风吹得很乱。她的脸很瘦，颧骨很高，眼眶很深。她穿着那件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外面套了一件深灰色的开衫，开衫很大，像是男人的，袖口挽了两道。她听到脚步声，没有回头。
江余在她旁边坐下来。两个人并排坐在温凝的碑前，像两个来上坟的、不认识的人。
但白鸢认识他，他从温鸢的案子里来过很多次，在电视上见过，在报纸上见过，在白鸢的梦里见过。梦里的他和现在不一样，梦里的他穿警服，现在的他穿白衬衫。梦里的他站在很远的地方，现在的他坐在旁边。
“你来找林深。”江余说。
白鸢没有回答。
“他来过这里。在你的病房里。不是昨天，是前天。他来看你，你没有认出他。他的脸换了，声音换了，名字换了。但他的眼睛没有换。浅褐色的，像秋天的落叶，和你姐姐一样，和你姑姑一样，和你自己一样。你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是谁。”
白鸢的眼泪掉了下来，无声的，顺着她消瘦的脸颊往下流，滑过颧骨，滑过下颌，滑过颈侧，滴在开衫的袖口上。袖口是深灰色的，眼泪滴上去看不出痕迹，但她知道那里湿了。
湿的地方是凉的，凉的里面是她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但不知道该说什么的人留下的温度。
“他说什么了？”白鸢的声音沙哑，像很久没有喝过水。
“他说‘对不起’。”
白鸢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剧烈地颤抖，没有声音。她哭的时候和温鸢一样，没有声音。
温家的女人哭起来都没有声音，不是因为不想让人听见，是因为从小到大没有人教过她们怎么哭出声音。哭出声音会被人听到，被人听到会被人问“你怎么了”，被人问“你怎么了”就要回答。她们回答不了，她们不知道怎么了，只知道疼。疼到骨头里，疼到说不出话。
江余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柴犬图案的。他把纸巾放在白鸢手边，白鸢没有拿。她把眼泪蹭在袖口上，抬起头，眼睛红红的，鼻尖红红的，脸上全是水。
“他还会来吗？”白鸢问。
江余看着她，那双深黑色的眼睛里倒映着翠屏山的树影、温凝的碑文、和白鸢的脸。
“不会了。他来看你，是把温家交给你了。温家的女人死了六个，只剩下你一个。你不用替她们活，你替自己活。活到老，活到走不动，活到有一天你来这里，不是坐在碑前哭，是坐在碑前笑。笑给她们看，你活着。温家还有人。”
白鸢看着他，看了很久。
风从山脚下吹上来，穿过树叶，穿过草丛，穿过碑前那枝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换过的、新鲜的鸢尾花。花是紫色的，花瓣上还带着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你是陆砚。”白鸢说。
江余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弹了一下。
“温鸢跟我说的。她说你是她姑姑的儿子，她姑姑是温凝。温凝是你妈妈。你妈妈死了，你爸爸杀了她。你爸爸死了，你妈妈还在。在翠屏山，在这棵树下，在这块碑下面。你来看她了。你来了，她就不孤单了。”
江余没有说话。他伸出手，把碑前那枝鸢尾花扶正了。花枝有些歪，他扶了，花就直了。直了的花在风中轻轻摇晃，像一个在点头的人。
沈渡站在山坡下面，靠着那棵老槐树，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看着山上。他的位置没有变过，能看见江余，也能看见周围的一切。
江余不需要他上去的时候，他就在下面等着。等，他不是在等江余下来，是在等风停。风停了，他就能听到江余的声音。江余没有喊他。
但他听到了——不是用耳朵，是用别的什么。也许是用骨头，也许是用血，也许是用那个在七岁时就刻在掌心里的、永远不会消失的“回”字。
江余从山上走下来，走到沈渡面前。
“白鸢会回去吗？”沈渡问。
“会的。她不是温鸢，她不会走。她会回医院，会吃药，会做治疗，会好起来。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温家。温家还有人，她是那个人。那个人不能倒。”
沈渡看着江余，伸出手，把他衬衫领口那颗被风吹开的扣子系上了。手指碰到喉结，碰了一下，没有停留。
江余握住他的手，握了两秒，松开。
“走吧。”
“去哪？”
“回分局。苏晚的案子还没结。林深还没找到。白鸢还没出院。还有很多事要做。”
沈渡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他转身，朝停车的方向走去。江余跟在后面。
翠屏山的风从南边来，带着远处什么工厂的气味和河流潮湿的气息。阳光从西边斜射过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山坡上，很长很长，像两条黑色的、不会干涸的河流。河流汇入同一片海，海是他们的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