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机械厂在临川市郊，江余和沈渡到的时候是下午。铁门关着，锁已经锈死了，推不开。门缝里能看到里面的院子，野草从水泥地的裂缝里钻出来，长到齐腰深，绿得发黑，和东城城南那片老厂区一模一样。
一样的荒，一样的废，一样的被时间遗忘了。但不一样的是这里还有人，门卫室里的灯亮着，暖黄色的，从落满灰尘的玻璃窗里透出来，像一只不肯闭上的、温热的眼睛。
江余敲了敲铁门。没有人应。他敲了第二下，第三下。门卫室的门开了，一个老人走出来，佝偻着背，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布夹克，袖口磨毛了。
他走到铁门后面，隔着门缝看着他们。他的脸很瘦，颧骨很高，眼眶很深，头发全白了。他的眼睛是浅褐色的，和温凝一样，和温静一样，和所有温家的女人一样。
“你是张明的父亲。”江余说。不是疑问，是陈述。
老人没有说话。他把铁门的锁打开了，铁链哗啦啦地落在地上，门推开了。他转身走回门卫室，没有回头。江余和沈渡跟在后面。
门卫室很小，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单人床。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缸里泡着茶，茶叶已经沉底了，水是凉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黑白照片，已经泛黄了。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站在那台机器前面，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和张明留给何远的照片上那个人是同一个，同一台机器，同一个姿势，同一种笑。张明的父亲。三十年前的他。
他坐在椅子上，江余和沈渡站在他对面。三个人在这间很小的门卫室里，像三个不认识的人，又像三个认识了一辈子的人。
“你是陆砚。”老人的声音沙哑，像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
“我是。”
“你妈妈叫温凝。”
“嗯。”
“你爸爸叫陆沉舟。”
江余没有说话。
“你爸爸杀了你妈妈。不是他一个人杀的，还有一个人。那个人是我儿子，叫张明。他帮你爸爸把你妈妈从家里带出来，从临川带到翠屏山。
他开了车，你妈妈坐在后座，没有说话。她知道自己要死了。她让我儿子转交一样东西给我。她说如果我儿子以后有机会见到你，就把这个东西给你。”
老人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白色的，边角磨白了，封口用胶水粘得很紧。他把信封放在桌上，推向江余。
“你妈妈写给你的。她写的时候手没有抖，字很稳。她说她不怕死，她只是怕你以后不知道她是谁。她把她的名字写在信里了。她说你看到就会记得。”
江余拿起那封信，没有拆。信封很薄，薄到像里面什么都没有。但他知道里面有东西，有一个人的名字，有一个人的声音，有一个人的笑。
温凝在信里，在纸上，在那行没有抖过的字里。他把它放进口袋，和那些钥匙、那些照片、那些档案袋放在一起。口袋又重了一点。
“张明在哪？”江余问。
老人看着窗外，目光落在院子里那台生了锈的机器上。和东城城南老厂区那台一样，同一款，同一个型号，同一年的产品。它停在那里，停了三十多年，像一个不会说话、不会动、不会离开的证人。
“张明死了。在临川，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他握着刀，坐在衣柜里。他知道自己会死。他死之前来过我这里，把这台机器的钥匙交给我。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找这台机器，就把钥匙给那个人。他没有说那个人是谁。他说那个人会自己来的。”
江余从口袋里掏出那把铜钥匙，放在桌上。钥匙是凉的，生了绿锈，齿纹在灯光下清晰可见。老人看着那把钥匙，看了很久。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动了一下，没有拿。
“你找到机器了？”
“找到了。”
“你看到里面的东西了？”
“看到了。”
老人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手指是弯的，骨节突出，指甲缝里全是黑泥。他守了这台机器三十多年，守到手指弯了，守到指甲裂了，守到头发白了。他等到了今天，等到了有人拿着那把钥匙来找他。他等了很久，不差这一会儿。
“我儿子不是凶手。”老人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他是帮凶。他帮你爸爸杀了你妈妈。他欠她一条命。他这辈子都在还。他替她写了报告，替她藏了证据，替她守了秘密。
他守了三十多年，守到死了。死了还在守。他把自己关在衣柜里，握着刀，等你们来。你们来了，他就可以走了。”
江余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张明的照片，放在桌上，挨着那把钥匙。照片上的人在笑，阳光很好，机器很新。和张明的父亲一模一样的笑，活的笑。
“他走了。”江余说。“他等到了。”
老人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他把照片拿起来，放进口袋，和那些钥匙、那些档案袋放在一起。口袋很重，重到他的肩膀歪了一下。他没有扶正，让它歪着。
“你们走吧。”老人说。“我要锁门了。”
江余站起来，椅子在身后响了一声。沈渡也站起来。两个人走到门口，江余停下来，没有回头。
“张明在临川的房子，还在吗？”
“在。永安路18号。”
江余转过身，看着老人。老人坐在椅子上，面朝窗外，目光落在那台生了锈的机器上。
“那台机器，你还要留多久？”
老人没有回答。他坐在那里，像那台机器一样，不会说话，不会动，不会离开。他会一直坐着，坐到有人来替他，坐到有人来接替他。没有人来，他就一直坐。
江余和沈渡走出门卫室，铁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铁链的声音哗啦啦的，像一个人在锁一个不会再打开的盒子。盒子里面有一个人，一台机器，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在笑，和三十年前一样。阳光很好，机器很新。
临川永安路18号是一栋老居民楼，六层，没有电梯。张明的房间在三楼，门上的漆已经起泡了，露出底下灰黑色的木头。江余推开门，屋子里很暗。
窗帘拉着，把午后的阳光挡在外面。家具还在，和东城永安路23号一样——沙发，茶几，餐桌，椅子。和张明的父亲那间门卫室一样——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单人床。
他活得像是随时准备离开，把所有的东西压缩进一间屋子，把他自己压缩进一间屋子。屋子在，他不在。
床上放着一封信，白色的，边角磨白了，封口没有粘。江余打开，里面只有一行字，是张明的笔迹。
“陆砚。你妈妈叫温凝。她死的时候在笑。她不怕死，她怕你忘了她。你不会忘。我在信里写了她的名字。你看到了，她就活了。”
江余把信折好，放进口袋，和温凝那封信放在一起。两封信，一个人。她活了。在纸上，在字里，在张明写的最后一句话里。他等到了，她活了，他走了。
沈渡站在窗边，拉开了窗帘。阳光猛地涌进来，把整间屋子照得明亮。灰尘在光里飞舞，像无数只很小很小的、不会落地的虫。
“走吧。”沈渡说。
江余站在屋子中央，环顾四周。墙上有张明的照片，和他父亲那张一样，站在机器前面，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文件夹。他在笑。和他父亲一样的笑，活的笑。
江余转身，朝门口走去。沈渡跟在后面。两个人走出这间屋子，走进阳光里。阳光很好，好得不像是一个有这么多人死了的世界。
“沈渡。”
“嗯。”
“这个案子，不是找凶手。凶手已经死了。是找名字。张明把他父亲的名字藏了三十多年。他父亲的名字叫张远山。
张远山是临川机械厂的设计师，这台机器的设计者。他设计了这台机器，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机器底座上。张明把那个名字磨掉了，换成了自己的名字。
他替父亲顶了罪，替父亲守了秘密，替父亲活了三十多年。他不是在还温凝的债，是在还他父亲的债。他父亲杀了人，他替父亲把名字藏起来了。”
沈渡站在他旁边，两个人并排，面朝街道。临川的街道在午后的阳光中铺展开来，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
“张远山杀了谁？”
江余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张明的照片，翻到背面。背面有一行字，不是张明的笔迹，是另一种，更硬，更冷，像一个人在用刀子在铁板上刻字。
“温凝。1990年8月14日。临川机械厂。张远山。”
风从街道尽头吹过来，带着梧桐叶的沙沙声和远处工厂的气味。江余把照片放回口袋。
“走吧。回东城。案子还没有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