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头一个周一，赵恩是被人拍门拍醒的。
他头天晚上在医院待到快十二点，回来倒头就睡，手机调了静音。睁开眼的时候窗外天已经大亮，窗帘缝隙里漏进来一道刺眼的白光，而拍门声还在持续，咚咚咚，咚咚咚，节奏急促。
他套上裤子去开门，门外站着刘娟，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拎着早餐摊上买的包子，眼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瞪得溜圆。
“赵恩！出事了！”
赵恩下意识去摸自己的手机，发现屏幕上炸了，十几个未接来电，全是赵副主任，最新的几条是五分钟前打的。微信上也炸了，扶贫办群里刷了一百多条消息，王建国发了一连串语音，每条都超过三十秒。他没有逐一听，目光直接落在刘娟举到他面前的手机屏幕上。
南方周末的稿子发了。
比唐奕君预告的日期早了一整天。
标题比之前暂定的更狠，《烂尾大棚背后的活命钱：鲁南扶贫资金挪用调查》。下面的副标题是：“一个贫困村、一百万元专项资金、一家神秘农资公司”。文章配了两张图，一张是北张村那个只有一百来只鸡的标准化养殖大棚，另一张是村支书老杨在某个饭局上举杯的照片，照片里他笑得满面红光，身后是半桌子的白酒瓶。
赵恩从标题看到配图，每一行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他眼睛里。唐奕君还是守了分寸，文章里没有出现扶贫办，没有出现他们任何人的名字，甚至连“内部人员透露”这样的字眼都没用。她把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了老杨和他的供货商网络上，引用的全部是公开可查的工商信息和财务数据。但这并不等于安全。风暴一旦形成，风向不是谁说了算的。
“赵主任让你赶紧回单位，”刘娟把包子往他手里一塞，“路上吃。”
赵恩用两分钟洗漱，三分钟穿好衣服，跟着刘娟下了楼。他骑电瓶车，刘娟坐后座，两人风驰电掣穿过早高峰的县城街道。鲁南的早晨已经有了深秋的寒意，法桐叶子落了一半，被车轮碾过发出清脆的碎裂声。赵恩把车骑得很快，冷风灌进他没扣好的领口里，灌得他整个人都往外的疼。
路上他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给赵副主任，赵副主任只说了两句话：“人到了再说”和“别慌”。第二个给唐晖灿，没人接。
他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唐晖灿的手机从来不关，连睡觉都只开震动。这几个月里，赵恩给他发微信，哪怕是凌晨两三点，最多等五分钟就会有回复。这是他第一次打了两遍都没人接。
他把手机塞回兜里，拧了一把油门。刘娟在后座被颠得一把抓住他的外套，喊了声“慢点”，他没有听见。
扶贫办的灰砖楼在晨光里看起来和往常没什么不同，但赵恩一进楼道就感觉不对劲。平时这个点，楼里是杂沓的脚步声、电话铃声和走廊里碰面打招呼的嘈杂。今天什么声音都没有，像是在开水里浇了一瓢凉水，表面还烫着，底下已经不响了。
三零二的门开着。赵副主任站在门口，一手夹着烟一手拿着手机贴在耳边，正在听电话那头说话，表情看不出喜怒。王建国坐在自己工位上，面前摊着一份打印出来的南方周末报道，皱着眉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刘娟的工位上是空的，她跟着赵恩一起进来的，这会儿轻手轻脚地把包子放在桌上，坐下来没出声。
唐晖灿的工位也是空的。
赵恩走过去，把手放在唐晖灿的椅背上。椅子是凉的。说明这个位置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人坐过。
“赵恩。”赵副主任挂了电话，转过身来。
“赵主任。”
“市纪委的联合调查组已经到了。带队的是市纪委二室的老徐，我叫他徐主任。”赵副主任掐灭烟头，丢进桌上的烟灰缸里，动作比平时重了一点，“他们要挨个谈话，先从扶贫办开始。”
“什么时候谈？”
“半小时后。”赵副主任拿上笔记本，朝他招了下手，“先开会。”
临时会议开了十五分钟。赵副主任站在会议室前头，用记号笔在白板上写了徐主任的名字和几个要点。他说话比平时快，言简意赅，没有多余的铺垫。
“调查组问什么，如实回答。知道的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不要隐瞒，不要推测，不要替任何人做判断。”
他的目光在赵恩身上多停了一下。
“尤其是你们去年新进的同志，入职时间短，不了解情况很正常，别硬撑。实事求是比什么都强。”
这话说得很明白了。赵恩知道这是提醒，也是保护。他点了点头。
散会的时候，赵副主任把他单独拉到一边。
“小唐呢？”
“不知道，打了两遍电话没人接。”
赵副主任皱了皱眉，掏出自己的手机拨了唐晖灿的号码，没人接。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他平时不会这样。”赵恩说。
赵副主任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只拍了拍他的肩膀：“把精力放在调查组上。”他的声音沉下去，“这次的事，写稿子的记者你认识吗？”
赵恩顿了一下：“不认识。”
赵副主任的目光在他脸上多停了两秒，那两秒钟长得让赵恩几乎以为他看穿了什么，但他最后只说了句“行”，转身进了会议室。
市纪委联合调查组借用了县委四楼的大会议室作为临时谈话室。赵恩被安排在第三个谈话。他在走廊里等了将近一个钟头，前面进去的是王建国，出来了，然后是刘娟。两人出来以后都没有和赵恩说话，只是在擦肩而过的时候微微点了下头。
叫到赵恩名字的时候，他整了整衣领，推门进去。
会议室里有三个人。中间坐着一个五十出头的中年男人，黑脸膛，法令纹很深，头发剃得很短，露出青白色的头皮。他面前摆着一叠材料，最上面的就是那篇南方周末的报道，旁边放着一个黑色的工作笔记本。左右各坐一个年轻人，一个负责记录，一个负责操作录音设备。
“赵恩是吧？我是市纪委徐，叫我老徐就行。”中年人的语气不冷不热，“坐。”
赵恩坐下了。椅子的坐垫是硬的，后背也很直。这间会议室的窗户关着，窗帘拉了一半，日光灯发出嗡嗡的电流声。他上次坐在这里，还是初任培训的时候听廉政教育课。那时候他坐在最后一排，笔记记得工工整整，觉得自己离被谈话这件事远得不能再远。
才过了一年。
“你是去年八月入职的？”
“八月。”
“分到扶贫办？”
“对。”
“北张村的养殖大棚项目，你经手过吗？”
赵恩如实回答：“我和同事唐晖灿一起，跟王建国主任去南张村做过一次养殖大棚的验收。北张村的大棚，我们没有参与验收，但之前下乡走访过一次。”
“走访的时候发现了什么？”
赵恩沉默了几秒钟。不是因为他想隐瞒，而是因为他在想怎么说才能如实又不失分寸。最后他决定说事实。
“我们发现北张村有一户台账上标注为已脱贫的农户，住房条件没有达标。另外，村里公示栏上的慰问金明细和台账上记录的有出入。”
“什么出入？”
“台账上记了三千块，均摊到六十多户，每人四十六块。”
徐主任没有表情，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划拉了几笔。
“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怎么处理的？”
“跟同事讨论过。”
“跟谁？”
“唐晖灿。”
“讨论的内容是什么？”
“想要不要把情况反映给上级。”
“反映了没有？”
赵恩又沉默了片刻。然后他说：“还没有。”
徐主任抬起眼来，刀片一样的目光在他脸上剐了五六秒，然后收回去了。他没有追问“为什么没反映”，而是翻了一页材料，问了一个新问题。
“你和南方周末的记者有过接触吗？”
这个问题从赵恩预料的方向打过来，但又在他的预料之内。他把自己的肩膀往下沉了沉。
“没有。”
“你知道谁有接触吗？”
“不知道。”
徐主任合上笔记本，指节在上面敲了两下。他旁边那个负责记录的年轻人停止了打字，录音设备的红灯还在闪。
“我提个醒，”徐主任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个度，“你们是年轻干部，想要干事是好的，但要搞清一件事，小动作解决不了大问题，有时候还会害人害己。这条线我们能查的都会查，你要是有什么想补充的，随时可以来找我。”
赵恩站起来，点了下头，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徐主任又在身后不紧不慢地补了一句。
“你那个同事唐晖灿，他今天怎么没来？”
赵恩转过身，站得纹丝不动，脸上唯一的破绽是他放在门把上的手指往里收了一下。
“不知道，”他说，“我也在找他。”
他走出会议室，走廊里的空气比里面凉一点，但依然压得人喘不过气。他靠在墙上，掏出手机，第三遍拨了唐晖灿的号码。
嘟，嘟，嘟，咔嗒。
响了三声半，挂断了。不是自动挂断，是有人按掉了通话。
赵恩盯着屏幕上“对方已挂断”的提示看了很久。他把手机揣回兜里，拇指死死地按在屏幕上，“已挂断”三个字的冷光透过裤袋渗进他的身体。
唐晖灿不会挂他电话。
至少之前的唐晖灿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