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恩离开鲁南那天，是九月的第一个周一。
他走之前，把北张村那批票据的比对结果整理成一份完整的报告，附上了所有的底单复印件、供货商银行账户信息和货运单号的交叉比对表。报告最后的署名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提到唐晖灿，也没有提到唐奕君。他把这份报告用档案袋封好，亲自交到了赵副主任手里。“赵主任，这个放您这儿。以后如果有人来查，您知道该给谁。”
赵副主任接过去，掂了掂。他在扶贫办干了十几年，经手的档案袋成百上千，但这份档案袋的热度是不一样的，它没有经过收发室登记，没有抄送任何领导，甚至没有在OA系统里留痕。它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躺在档案室最深处那排铁皮柜的最高一层，和那些积灰的旧台账并排放在一起。
赵副主任把它放进铁皮柜里，关上柜门，没有上锁。
“你们俩在档案室那一宿，我以为你们是查不到什么。结果你们查到了全部。”他吐出一口烟。门外的三零二，刘娟正在教新来的学妹怎么用那台老掉牙的打印机。赵恩说：“赵主任，这两年谢了。”
辞别赵主任后，他回了趟沂蒙山。
赵建国已经能拄着拐棍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了。从家里到村口大约三百步，他每天走一个来回，走得慢但稳当。赵恩到家那天，他正坐在老槐树下的石墩子上歇气，远远看见儿子从大巴上下来，撑着拐杖想站起来，赵恩疾走几步过去把他按住了。他没有告诉他文化馆那个人已被调查的事，也没有说那笔少掉的七十万最终追回了四十三万。他只说了遴选的成绩，说了市发改委的工作内容，说了宿舍有独立卫生间。
赵建国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久到赵恩以为他要说出什么重得像石板一样的话。但他只是问了一句：“吃饭了没？”
“吃了。在车上吃的。”
“车上……那东西……不行。”赵建国拄着拐棍站起来，往家的方向走。赵恩跟在后面，两个人穿过村子里那条铺了水泥的主路，经过三叔家门口，经过已经关了门的代销店，经过村里小学空荡荡的操场。他爹的背影还是那么倔，拐棍点在水泥地上，笃笃地响。只是节奏慢了许多，从前的赵建国走路带风，现在每一步都像踩在薄冰上，稳比快更重要。
晚饭后三叔来串门，带了一瓶酒。两人在堂屋里对饮，赵恩他妈炒了盘花生米端上来。三叔喝了两杯，脸红了，话也多了，说村里今年土地流转出去种蔬菜大棚，你爹那几亩地也流转了，以后你不用担心家里种不动地，说完忽然想起赵恩他妈不让喝酒，讪讪地放下杯子。赵恩看着他把杯子搁下，想起以前在村口吸烟时烟头在暗处的一明一灭，想起他在父亲脑梗那晚擅自决定来报信。没有三叔的擅自，他可能连那次告别都赶不上。
“三叔，我敬您一杯。”赵恩端起杯子，神色平静。
唐晖灿离开之后，他已经学会把一层浪压在更早的另一层下面。
第二天早上，赵恩走的时候，赵建国又站在院门口。这次他没有只是抬抬手，而是拄着拐棍往前迈了一步。
“去了……市里，别……老加班。吃饭……别省。你那个……阿灿？”
“他在深圳，挺好的。”
赵建国哦了一声，把拐棍在地上点了两下。
“你们吃……食堂？照顾他……吃……吃不惯。”
赵恩说好。他转身上了大巴，车开出去很远，后视镜里还能看见一个蓝色的小点，那是他爹的棉袄。
把周转房的钥匙交还给之前，赵恩把屋里打扫了一遍。窗帘拆下来洗了，柜子里的旧书整理好留给刘娟，厨房里那口唐晖灿用过的小电煮锅擦得锃亮，放在灶台上，他知道下一个住进来的人大概率用不上这口锅，但他还是擦干净了。
那盆胡椒薄荷他带走了。他用唐晖灿留下的那个矿泉水瓶子重新装了土，把薄荷的根须理好，稳妥地摆在一个剪了提手的小纸盒里。纸盒放在副驾驶座上，他用安全带把它系住了。风从半开的车窗里灌进来，吹得薄荷叶子轻轻摇晃。新单位的宿舍有暖气、能养花，但他把它放在自己床头的窗台上，因为他知道这盆薄荷需要见光和通风，而且每天都能被他看到。
新单位的宿舍在市政府旁边的一栋六层老楼里，单间，带独立卫生间，比周转房新一些但小一些。窗台上可以放花盆，床比周转房的宽一拃，衣柜是嵌入式的。赵恩把行李放下，第一件事不是铺床，是把那盆薄荷放在窗台上，浇了水。然后他拍了张照片发给唐晖灿。对面秒回：“活了？”
赵恩打：“活了。新叶子都冒了。”
唐晖灿发来一张深圳夜景，车水马龙，霓虹灯把天映成暗红色。“深圳也有薄荷，但不如你养的那盆。”
赵恩对着这句话看了很久，然后打了两个字：“废话。”
市发改委的工作比扶贫办忙得多。赵恩分在固定资产投资科，手头的事从台账变成了项目审批，每周要经手十几份报告和可行性分析。他上手很快，不到一个月就能独立审项目了，科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姜，做事利索，说话直接，第一次跟他谈话就说“你基层待过，底子扎实，但市里和基层不一样，基层是把事情做成，市里是把事情做对”，赵恩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
十月初的一个下午，姜科长把他叫进办公室：“深圳那边有个跨区域项目对接会，下周三到周五，委里要派人去。我想让你去，一是因为你审过相关项目，二是让你出去看看。深圳那边发改委有个处长是你那个专业出身，可以请教一下。”
赵恩说好。他走出科长办公室，还没到工位就给唐晖灿打了电话。
“我下周去深圳。”
“出差？”
“出差。周三到周五。”
“住哪里？”
“市政府旁边的招待所。到了告诉你。”
他挂了电话，发现自己的手指微微发颤。并不是因为紧张，从五月到十一月，从鲁南到市里，他已经三个多月没见过唐晖灿了。
周三早上，赵恩飞深圳。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安检的时候他把薄荷忘在了行李箱里，被安检员多看了一眼，他从包里拿出来解释“带去送人的”，安检员笑了。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云海，忽然想起唐晖灿第一次从济南飞深圳面试那天，他在县汽车站等大巴，吃了一整天的饼干。
飞机落地的时候深圳在下雨。濛濛细雨，不冷，空气里有一股热带城市特有的潮湿和植物的气味。赵恩拎着行李箱走出到达口，在接机的人群中一眼就看见了唐晖灿。他站在星巴克门口，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袖子挽到小臂，手里举着一把没打开的伞。他晒黑了一些，瘦了一些，但站在那里的时候，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荔枝花。
赵恩走过去。唐晖灿把伞撑开，递给他。
“下雨了。”
“我看得见。”
两个人站在到达口挡雨的棚子下面，周围的人来来往往，行李箱轮子碾过瓷砖的声音、航班广播的声音、接机口拥抱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像隔了一层水。唐晖灿看着赵恩，上上下下打量了半天，说：“你换新衣服了。”
“我妹帮我选的。她说去深圳开会穿那件旧的太土。”
“不土。”
赵恩接过伞，两人的肩膀并排走进深圳的秋雨里面。唐晖灿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拉开后面车门时手指擦过赵恩的手背，然后收回去搁在膝盖上。他把车窗摇下来让赵恩看右边路过的领导人画像，赵恩把视线从画像上移到他手背上那一小片刚淋过雨的反光。
对接会开了两天。赵恩坐在市政府会议室里，发言的时候声音很稳，还是他在鲁南练出来的那种不紧不慢的调子，但底气更足了，以前在鲁南面对的只是几个村子的台账和几户贫困户，现在面对的是跨区域的资金调配和项目论证。但他发现自己并不紧张，他在扶贫办学到的东西没有白费，那些蹲在地头上跟老农磨出来的经验，成了他和其他年轻干部最大的区别。
会后，唐晖灿的处长师兄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个人基层经验扎实，政策落地比谁都清楚。以后跨省项目有合适的机会，我会跟你们姜科推荐。”
赵恩说谢谢。他本想问问他深圳这边有没有长期借调的可能性，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不是不敢问，而是此刻唐晖灿就坐在会议室外面等他，他想先把这件事在今天交付清楚。
最后半天没有会议。唐晖灿请了半天假，带他去深圳湾。两个人走在海边栈道上，对岸是香港元朗的山影，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海风吹得唐晖灿的衬衫下摆猎猎作响。
“你见过海吗？”
“只陪你去过一次。”
唐晖灿没有说话，只是靠在栏杆上，把脸转向海的方向。赵恩站在他旁边，也看着海。两个男人并肩看海，谁也没有说话，但赵恩觉得这是他这辈子听到过最好的沉默。
过了许久，唐晖灿从栏杆上直起身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赵恩手心里。是一个荔枝核，深棕色，硬邦邦的，表面有细密的纹路。
“上次买的桂味，吃完留了个核。它晒干了，本来想种在阳台，但我觉得放在你那里比较合适。”
赵恩把荔枝核收好，放进衬衫口袋里。它不沉，但落在胸口时沉甸甸的。他摸了摸口袋，确认它在，“阿灿，我考遴选不是为了什么前途，是为了离你近一点。”
唐晖灿转过头来看他。海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几缕碎发贴在额头上，他没有拨开。
“你现在离我够近了。”他看着赵恩，“但我们还隔着两千公里。”
“两年。两年之后我调过去。深圳不收正科以下，我已经在市发改委了，再两年就够了。你等不等？”
唐晖灿没有答。他把手从栏杆上放下来，把手背贴着赵恩的手背，两只手都搁在栏杆上，掌心朝下。这大概是他们能在公共场合做到的最亲密的动作。远处的海浪拍在红树林上，发出持续而低沉的回响。
临走那天下午，赵恩把薄荷交给了唐晖灿。
“你之前说养死了欠你一盆新的。现在这盆是活的，不算欠。”
唐晖灿接过那盆薄荷，叶子上还带着赵恩宿舍的水滴。他低下头凑近闻了闻，然后把它摆在出租屋窗台上。“荔枝核你留着。薄荷我留着。抵扣了。”
“抵扣什么？”
“抵扣两千公里。”
他拍了一张荔枝核放在赵恩衬衫口袋上的照片，然后把手机放下来，替他正了正微歪的衣领。深圳秋雨后的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出来，照亮了窗台上那盆胡椒薄荷的叶子。
唐晖灿抬头看窗外：“不下了。”
赵恩说嗯。唐晖灿把那盆薄荷转了个方向，让刚露出来的阳光刚好照在最新的一片嫩叶上。“赵恩，你知道吗，潮汕人信妈祖，但我不怎么信。我以前觉得人活一辈子，求神不如求自己。但后来我去了鲁南，认识了你……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命里该有的。”
“我以前不信命。现在也不信。但荔枝，”
唐晖灿伸手拿过那个荔枝核，在指间转了一下。“荔枝在潮汕不算稀罕，满街都是。可你种在北方的荔枝，就算它一辈子不结果，它也还是荔枝。对吧？”
赵恩把荔枝核放回衬衣口袋里，扣上纽扣。然后他说：“走吧，我下午的飞机。你送我去机场。”
唐晖灿说好。
从机场分别后的那个晚上，两人各自失眠。赵恩在宿舍窗台上放了一颗从深圳带回来的鹅卵石，在海边栈道捡的，圆溜溜的，灰白色，带着一道暗红色的纹理。他把鹅卵石放在薄荷原先放的位置，拍了张照发给唐晖灿。
“海边的石头。放这儿替薄荷。”
唐晖灿回了一张照片，那盆薄荷已经在他的窗台上安了家，旁边多了一个白色的小加湿器，正往薄荷叶子上喷着细细的水雾。“你带过来的薄荷，现在归我养。我买了个加湿器，深圳秋天太干了。”
赵恩躺在床上，把唐晖灿发来的照片放大看了一遍又一遍。薄荷叶子绿得发亮，加湿器的水雾在闪光灯下变成了一小团白晕。他打了两个字发过去：“矫情。”然后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
但手机又亮了。唐晖灿发来一条消息，没有配图，只有一行字，“下次你过来，我阳台上的荔枝苗应该能长到膝盖那么高。我用你那个荔枝核发的，已经泡上了。”
赵恩看着这行字，想象唐晖灿蹲在深圳出租屋的阳台上，把一颗荔枝核小心翼翼地埋进土里，浇上水，等着它发芽。阳台外面是深圳璀璨的霓虹灯和车水马龙的街道，而那颗荔枝核来自他们在北方一起吹过冷风的夜晚，来自那家和煎饼摊一样让他们坐着吃烧烤的小店，来自他衬衫口袋里此刻还余着的那点不属于自己的体温。它本来就不该发芽，但有人偏不信命。
他回了一个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