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脑磕在碎石地上的那一下比所有人以为的都更严重，颅内轻微出血，颅骨线性骨折。
赵恩在医院躺了整整三周。
除了季遥和赵恩母亲陪着，往日里那些亲戚们一个都没来。
季遥请了年假，五个工作日加两个周末，在医院陪了他整整一周，晚上就睡在走廊的折叠床上，被护士赶了好几次。
出院之后赵恩回北京的家里休养。母亲从沂蒙山搬过来照顾他，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的五点起来熬小米粥。
季遥搬进来之后，赵恩的生活里多了一种他很久没有感受过的东西，声响，那种有人在同一间屋子里活着的声响。
两个人的交流通常是季遥在说，赵恩在听。季遥会说今天食堂有糖醋排骨你尝不尝、门卫大爷那只猫又生了一窝他准备领养一只、财务大姐给他介绍了个对象他去见了一面结果那姑娘嫌他太聒噪。赵恩听着，偶尔嗯一声，偶尔说句“确实聒噪”。
赵恩母亲搬来之后，季遥的声响收敛了一些。他把游戏机搬回了次卧，关上门，把音量调到静音。周末他会帮母亲剥蒜、搬桶装水、修阳台上松了的晾衣架，一边干活一边跟母亲聊些不着边际的天。
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晚上，季遥在客厅泡茶，端着茶壶往杯子里倒，不小心倒满了，茶水溢出来，滴在茶几上。赵恩伸手去接抹布，手指和季遥的手指碰在一起。季遥感觉到那只手在发抖，是那种控制不住的细碎的震颤。赵恩很快就收回了手，把抹布拿过去擦了擦桌面，语气很平，说水太烫了。
季遥没有追问。他只是站起来，说我去倒杯凉水。然后他站在厨房里，背对着客厅，把手里的杯子放在水槽边上，站了很久。他联想到有时候拿筷子夹菜会夹不稳，有一次端汤碗的手腕抖了一下，汤溅在桌上，赵恩只是拿纸巾擦了擦，什么也没说。他以前以为那是累的，现在他知道不是。但他没有戳穿。因为他知道赵恩不想被戳穿。他只是把凉水端出去放在赵恩手边，然后重新坐下来继续泡茶，茶叶还是放太多，第一泡还是忘了洗。
赵恩和母亲都是沉默的人，母子之间没有很多的话，但赵恩知道，他妈不是来暂住的，她把沂蒙山老宅的钥匙交给了三叔，院里的花母鸡送给了隔壁王婶，衣柜里那几件换季的衣裳全塞进了蛇皮袋，一件都没留。她做了这辈子最决绝的一个决定：不回去了。
这件事的导火索是一通电话。葬礼之后，族里有人给母亲打过一次电话，是二爷爷那边的堂叔，说祠堂那边要把赵恩从族谱上正式除名，大伯当年没办完的事他们得替他办完，让母亲代为签个字。母亲当时正在阳台上晾赵恩的衬衫，把衣服抖开，套上衣架，对着电话说了句“恩儿的爹走了，大伯也走了，你们还要怎样”。堂叔说这是族里的规矩，九代单传的香火断了，族谱上不能留这种人的名字。母亲把电话挂了。她把衬衫挂上晾衣杆，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窗外是北京灰蒙蒙的天空，楼下菜市场的叫卖声隐隐约约传上来。她没有哭，沂蒙山的女人不哭，但她把赵恩的衬衫袖子攥在手里，攥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母亲把一碗小米粥推到他面前，用一种很平的语调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恩儿，以后过年咱不回去了。你爹的坟，妈托三叔帮你扫。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赵恩端着碗，把脸埋在粥碗上腾起的热气里。他的眼眶很烫，但他没有让眼泪掉进碗里。从那天起，沂蒙山成了一个只在母亲偶尔提起的往事里才会出现的地名。她不再念叨村里谁家娶了媳妇谁家添了孙子，不再在除夕夜对着老家的方向摆一双筷子。她把所有关于故乡的记忆都收进了蛇皮袋最底层，和那几件从老宅带来的换季衣裳压在一起，再也不翻出来。
比起季遥发现的手抖，赵恩更严重的后遗症是在出院后一个月开始显现的。最开始只是偶尔的眩晕，赵恩没当回事，以为是术后正常恢复期。后来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有时候半夜翻身猛了，后脑勺像被一根烧红的铁钉从枕骨缝里钉进去，疼得他整个人蜷在床上，咬紧牙关不敢出声，怕吵醒隔壁的母亲。
但是，一个孩子身上的疼痛，是瞒不过母亲的。
那天赵恩下班回来，在玄关换鞋，弯腰的时候膝盖一软，右手扶住鞋柜才站稳。
母亲从厨房探出头，看见他左手摁在右手腕上，脸色发白。她说你手怎么了。赵恩把手腕松开，甩了两下，说没事，今天打字太多，有点酸。母亲没再问了，但那天晚饭她没怎么吃。赵恩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她蹲在洗衣机旁边翻他的裤兜，从裤腿口袋里翻出一板空了的止痛药。铝箔板上只剩两粒，包装纸被揉得皱巴巴的。她蹲在那里，把那板药放在膝盖上，翻来覆去地看，然后把它轻轻放回裤兜里，站起来继续淘米。她没有哭出声，但那天晚上的碗她洗了比平时多一倍的时间，水龙头一直开着，哗哗的水声盖过了客厅里电视的播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