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砚白坐上回青沂的第一班高铁。
还是来时的那个方向，只是窗外的雾散了。岚州站的白炽灯管在晨光里显得惨淡，灯管上落了一层薄灰，有几只飞蛾的尸体干在灯罩里。站台上没有几个人，他的鞋底踩在水泥地面上发出空荡荡的回声。来的时候他在这同一个站台上几乎是跑着出来的，胸包贴着心口，拉链拉着沈知聿的照片。现在胸包歪了，拉链坏了，用一枚别针勉强别着，照片还在，但那个人还关在那扇钉了铁条的窗户后面。
高铁开动以后他一直看着窗外。田野、村庄、结冰的河沟、光秃秃的杨树林——和来时一模一样的风景，只是方向反了。车窗玻璃上还残留着来时的雾气凝结成的水痕，一道一道从玻璃顶端往下淌，像没有干的眼泪。来的时候他坐在同一侧的靠窗位置，把那张路线图在膝盖上摊开，手指沿着标注的红线一节一节往下划——青沂东，省城，岚州——每一个地名都是一道关卡，他以为只要能赶到就能通关。现在那些地名正以同样的顺序往后倒退。他靠在椅背上把脸转向窗外，手指无意识地转着左手腕上那根皮绳，转了一圈又一圈，从岚州一直转到青沂。
到青沂是下午。
陈砚舟在出站口等他。他弟远远看见他从闸机里走出来——夹克皱巴巴的，袖口上蹭了一道不知道在哪沾的灰印子。头发被雾打湿了还没干透，几绺黏在额头上。手指上有一道结了血痂的口子，是昨晚攥栅栏栏杆的时候被铁锈划的。陈砚舟什么都没问，只是接过他肩上那个拉链坏掉的胸包，手碰到包底那枚别针的时候顿了一下，然后把它抱在怀里，拦了辆出租车。
车里两兄弟坐在后座，中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陈砚舟好几次侧过头看他哥——嘴唇干得起了一层白壳，眼睛看着窗外，从上车到现在的姿势没变过。他张了张嘴想问什么，又把话咽了回去，把车窗摇开一条缝透气。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侧过头看了一眼他哥，终于还是开了口。
“哥。见到人了吗。”
“见到了。”陈砚白说。声音像砂纸在木板上刮过去，哑得几乎听不清尾音。
陈砚舟等了半天没等到下文。又问：“然后呢？”
陈砚白没有回答。车窗外面护城河的水泥堤岸一闪而过，岸边的芦苇枯了一整个冬天，东倒西歪地摊在冻硬的淤泥上。
陈家老宅还是那个样子。院门口两扇黑漆铁门开着半扇，门灯还亮着——那盏五百瓦的白炽灯，不分白天黑夜地亮着，像一只不知疲倦的眼睛。周秀兰从厨房里跑出来，两只手在围裙上擦着，围裙上沾了面粉，大概是正在和面。她看见儿子进门，下意识先往他身后看了一眼。没有人跟来。她的眼眶红了一下，然后低下头，把围裙上的面粉拍了又拍。什么都没说，只是把他的夹克接过来挂在衣架上，把那双旧棉拖鞋摆正了放在他脚边，问他吃饭了没有，说锅里还热着排骨汤，早上刚炖的，排骨炖得脱了骨。
陈砚白说不饿。
周秀兰已经转过身往厨房走了，听到这两个字停在厨房门口，手扶着门框，背对着他站了好几秒。然后她把那碗从锅里盛出来的排骨汤又倒回暖锅里，盖上锅盖，锅盖碰在锅沿上发出一声很轻的脆响。陈砚白上楼的时候听见她还在厨房里，水龙头开着，碗碟碰撞的声音断断续续。
陈宗良在书房里。从陈砚白进门到他上楼，他爸没有出来。但陈砚白经过书房门口的时候能听见里面翻报纸的声音——每隔几秒翻一页，节奏很稳，是那种不需要看内容也能翻下去的翻法。报纸页与页之间摩擦的沙沙声，跟小时候他站在书房门口等父亲检查作业时听到的一模一样。他没有进去，直接上了三楼，推开了阁楼的门。
阁楼还是他走时的样子。书架上的活页夹还在原位，书脊朝外，页角露出几张贴了又撕、撕了又贴的便签。墙上被他砸出来的那个凹痕被周秀兰拿挂历挡住了——是一幅山水挂历，青松白云，画得工工整整，跟他这个人一样规矩。书桌上还摊着上次没来得及收的几页单位文件，纸角被窗缝里灌进来的潮气浸得微微发皱。他把胸包从肩上拿下来，弯腰塞进床底下，推到最深处，推到看不见为止。拉链坏掉的地方用别针别着，他拉了一下没拉上，别针崩开了，他没有再管。
他坐在床沿上，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那张纸——从岚州带回来的路线图，纸角被夜雾浸湿了又晾干，字迹洇开了好几处，边缘起了一圈毛边。他在服务区公用电话亭里打过这张纸上的号码，关机。他在那个栅栏外面攥着这张纸，看着那扇窗户，喊那个人的名字。他把纸对折了一下，夹进活页夹里，推到书架最深处。然后仰面倒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从下午一直看到天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