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天晴了。
十一月十四日，周五，上午九点。阳光从东边的窗户涌进来，把整条走廊照得像一条发光的隧道。空气中的水汽还没有完全散去，光线穿过那些细小的、悬浮的水分子时发生散射，在窗户和地面之间形成一道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彩虹。那道彩虹很短，只有窗户的宽度那么长，颜色也很淡，淡到你要眯着眼睛、歪着头、从特定的角度才能看到。但它是完整的——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依次排列，像一架被人遗忘在走廊尽头的、没有人弹奏的竖琴。
陆沉舟站在窗前，看着那道彩虹看了几秒钟。他的手里端着那杯已经凉透了的咖啡，咖啡的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深褐色的膜。他没有喝，也没有倒掉，只是端着，像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东西的人，让它继续待在自己的手里。
昨天晚上的事情还留在他的身体里。不是记忆，是身体的感觉——坐在黑暗中等人的那种感觉，在空旷的走廊里听到脚步声的那种感觉，看着江临湿透的毛衣和发红的眼眶时胸口发紧的那种感觉，说出“我等你”三个字时喉咙里那颗堵着的东西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的那种感觉。这些感觉像雨水一样渗进了他的皮肤里、肌肉里、骨头里，不会干，不会消失，会一直在那里，直到有一天，另一场更大的雨把它们冲走，或者它们自己慢慢蒸发。
但是今天早上，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和昨天不一样的江临。他从走廊的另一端走过来，手里端着那个银色的保温杯，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高领毛衣，领口拉到下巴下面，把他那截苍白的、纤细的脖子遮住了大半。他的头发是干的，梳得很整齐，刘海用发胶固定在额头的右侧，露出了整个额头和那双浅褐色的眼睛。他的脚步和平时一样稳，一样轻，一样有节奏。他在经过陆沉舟身边的时候，目光在他的脸上停留了大约半秒钟，然后移开了。那半秒钟里，他的嘴角有一个非常细微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弧度——不是笑，是一种“我还在，我没事”的信号。
陆沉舟收到了。他没有点头，没有回应，甚至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身体放松了一点点。那一点点，小到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上午十点，阿苗推开了重案组办公室的门。
她看起来像是三天没有睡觉——事实上她也确实三天没有好好睡觉了。她的头发用一根黑色的皮筋扎在脑后，但有很多碎发挣脱了皮筋的束缚，从四面八方炸出来，像一个被风吹乱了的鸟窝。她的眼睛下面挂着的青色不是“一层”，是“一片”，从下眼睑一直蔓延到颧骨，颜色深到像是被人用炭笔画上去的。她的嘴唇干裂了，起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的皮，她说话的时候会用舌头去舔，但舔完很快就干了。
但她手里拿着的那沓A4纸，才是让她整个人看起来不一样的东西。那些纸很厚，大约有二三十页，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打印着字，有些页的边缘还贴着黄色的便利贴，便利贴上写着她的字迹——潦草的、急促的、像是在记录什么重要信息时怕来不及写完整而简化的字迹。她的手指在纸张的边缘微微发颤，不是紧张，是兴奋，是那种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终于摸到了一点线索的兴奋。
“陆队，我查到了。”阿苗的声音有点哑，是长时间没有说话、喉咙干燥的那种哑。她把那沓A4纸放在陆沉舟的桌上，纸张落下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很响，像一块石头被丢在了地上，咚的一声，然后就没有了。
“沈鹤亭。”
她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办公室里其他几个人——小刘、老周、还有另外两个侦查员——同时抬起了头。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名字，而是因为这个名字从阿苗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质感。不是普通名字的那种中性、平淡、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质感，而是一种沉重的、潮湿的、带着某种不祥气息的质感，像一块从深水里捞出来的石头，表面还挂着水藻和淤泥，你一碰到它就能闻到河底的味道。
陆沉舟把那沓A4纸拉到面前，没有立刻翻看。他看着最上面那一页，慢慢滑动着。沈鹤亭，男，一九六五年生，海滨城人。精神科医生，毕业于海滨医科大学，硕士学位。一九九〇年至二〇〇五年，就职于海滨城精神病院，任主治医师、科室副主任，专攻青少年心理障碍的药物治疗与行为矫正。二〇〇五年七月，他突然从医院辞职，辞职原因不详。二〇〇五年十月，他在一次去外省的途中发生车祸，车辆起火，当场死亡。
二〇〇五年。林屿失踪的那一年。沈鹤亭辞职的那一年。沈鹤亭“死”的那一年。同一年发生的三件事，像三颗被同一根线穿在一起的珠子，线是透明的，不仔细看看不到，但它确实把那三颗珠子串在了一起。
陆沉舟翻到第二页。那是一份档案的扫描件，纸张发黄，边角有折痕，右下角盖着一个红色的圆章，章上的字是“海滨城精神病院”。档案上的字迹是用老式打字机打的，字母的深浅不一，有些字母的上半部分比下半部分淡，是打字机的色带用久了、墨水分布不均匀的痕迹。
上面的内容很短，只有几行：“沈鹤亭，男，一九六五年生，海滨城人，一九九〇年入职，二〇〇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离职。离职原因：个人申请。备注：无。”
个人申请。无。他想走，他就走了。没有人拦他，没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走，没有人觉得一个在精神病院工作了十五年、专攻青少年心理的主任医师突然辞职是一件需要追问的事情。
陆沉舟翻到第三页。那是一份死亡证明的复印件，格式和现在的不一样，是老式的、横版的、表格线条很粗的那种。上面的字迹也不是打印的，是手写的，蓝色圆珠笔，笔画潦草，有些地方因为写道太快的缘故出现了连笔，导致一些字难以辨认。
死亡原因：车祸。死亡地点：海滨城至外省的高速公路，距海滨城约一百二十公里处。死亡时间：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日，凌晨两点三十三分。遗体处理方式：火化。证明开具单位：海滨城殡仪馆。开具日期：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九日。下面盖着两个章，一个是殡仪馆的圆形公章，一个是经办人的私章。两个章都是红色的，但颜色的深浅不一样，殡仪馆的公章颜色深，是那种标准的朱红；经办人的私章颜色浅，像是盖章的时候用力不够，或者印泥快用完了。
陆沉舟的目光在“火化”两个字上停住了。火化。不是土葬，不是遗体捐赠，不是任何其他方式的遗体处理。是火化。火化的意思是不需要尸体了——你不需要证明这个人是谁，因为他已经被烧成了灰。灰是没有身份、没有DNA、没有任何生物学特征的。灰只是灰，你无法从一堆灰里提取任何可以指认一个人身份的信息。沈鹤亭的尸体被烧成了灰，所以没有人能证明那具尸体真的是沈鹤亭。那可能是一个被精心挑选的、体型相似的、年龄相仿的、没有任何人会在意其身份的替身。可能是从殡仪馆里偷出来的无名氏遗体，也可能是一个在车祸中丧生的、身份不明的流浪汉。你把他放在沈鹤亭的车里，点一把火，烧到面目全非、烧到只剩下骨骼和牙齿，然后说“这是沈鹤亭”。没有人能反驳你，因为沈鹤亭没有任何近亲属，没有父母，没有配偶，没有子女。他说自己是一个孤儿，在福利院长大，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可以证明他是谁，也没有任何人会在意他是死是活。
陆沉舟把第三页翻过去，翻到第四页。
那是一张照片。
黑白的，像是从某个证件上翻拍下来的。照片上是一个男人，大约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面容清瘦，颧骨很高，下颌线条锐利，像一把被人磨得太薄了的刀。他的头发是黑色的，梳着偏分，从左往右，发丝精致整齐。他戴着一副银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是浅色的，不确定是灰色还是浅褐色，因为黑白照片无法显示颜色的信息。但他的表情是清晰的——不是笑，不是严肃，不是任何你可以用语言描述的、简单的、单一的表情。他的嘴角微微上扬，但那种上扬不是善意，是一种更复杂的、更像是把玩和研究什么的表情。像一个人在看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不会说话但会做各种动作的动物时，脸上会露出的那种表情。他对那只动物没有恶意，甚至可能有一些好感，但他和它之间隔着一层笼子。他在外面，它在里面。他可以靠近它，可以观察它，可以喂它食物，可以给它打针。但它永远无法走出来，和他站在一起。因为它在笼子里。
沈鹤亭。
陆沉舟看着那张脸，看着那双银框眼镜后面的、浅色的、像结了冰的湖面一样的眼睛。他看着那个微微上扬的嘴角，那张没有笑容但让人觉得比任何笑容都更可怕的脸。
他的手在桌面上收紧，指尖压在那张黑白照片的边缘，相纸的边角在他的指腹下微微卷曲。他的呼吸变得很轻很慢，慢到阿苗在对面看着他的时候，不确定他是不是还在呼吸。
“这个人。”陆沉舟说，声音很低，低到几乎是在和那张照片说话，“还活着。”
办公室里安静了。阿苗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住了。小刘正在喝水，杯子停在嘴唇边，没有放下，也没有继续喝。老周推了推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眨了两下，目光在陆沉舟的脸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
阿苗张了张嘴：“陆队，死亡证明……”
“伪造的。”陆沉舟的声音不大，但很确定。不是推测，是确定。像一个人在看到一张明显是假的钞票时，不需要拿去给银行验证，也不需要等机器检测，他的眼睛告诉他这张纸是假的。纸张的质感不对，水印的位置不对，墨迹的颜色不对，印章的字体不对。你见过真的，你就知道这张是假的。
他把那张照片从文件袋里抽出来，放在灯光下面，看着那双银框眼镜后面的眼睛。那个男人在看着镜头，在看着拍照的人，在看着若干年后会看到这张照片的陆沉舟。他的眼神没有被时间钝化，没有被黑白照片的颗粒感模糊，没有被相纸的光泽度削弱。他还是那样看着你，像他是笼子外面的人，而你，才是笼子里面那只不会说话但会做各种动作的动物。
他永远在笼子外面。
没有人能把他关进去。
雨夜之后，江临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不是那种翻天覆地的、一夜之间判若两人的改变，而是一种更缓慢的、更细微的、像植物生长一样不易察觉的、但每天都在发生的改变。他不再刻意回避陆沉舟了。在走廊里遇到的时候，他不会像以前那样低头走过去或者假装在看手机然后从旁边绕开。他会抬起头，看着他，点一下头，说一句“陆队”。就这两个字。不是“早上好”，不是“吃了吗”，不是任何更多的、更复杂的、需要更多勇气才能说出口的话。就是“陆队”。短短两个字，和以前一样，但语气变了。以前是疏离的、客气的、和对任何人一样的；现在是更近的、更软的、带着一个只有两个人才知道的、他和陆沉舟之间才有的距离的。
陆沉舟也会点头，也会说“嗯”。没有更多的了，但那些点头和“嗯”里也有东西。是耐心，是等待，是“我不急，你慢慢来”。
阿苗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她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但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不是那种“他们在一起了”的不一样，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的、像两条河流在同一个地下水源处交汇的不一样。你没有看到它们交汇，但你知道它们在一起了。因为水位变了，水流的速度变了，水的颜色也变了。
在阿苗把沈鹤亭的档案交给陆沉舟之后，江临也看到了那张照片。
陆沉舟把那张黑白照片从文件袋里抽出来，放在桌上。他没有叫江临，甚至没有朝他的方向看一眼。他只是把照片放在了桌面上，正对着门口的方向，像一个放在展台上的展品。江临从走廊里经过的时候，余光扫到了那张照片。他的脚步停了。不是那种被吓到的、突然的停，是一种身体在做决定、大脑还没有跟上的、本能的停。他的脚钉在了地面上，他的身体微微前倾，他的目光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牢牢地、一动不动地钉在那张照片上。
他看了多久？也许五秒，也许十秒，也许更久。在那几秒钟里，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睛里没有任何光。他像一个被人按了暂停键的机器人，所有的程序都停止了运行，所有的传感器都关闭了，只有摄像头还在工作。摄像头还在拍，但没有人在看拍到的画面。
然后他走进来了。他走到陆沉舟的桌前，站在那里，低头看着那张照片。他没有伸手去拿，没有问“这张照片哪来的”，没有说任何话。他只是看着，站着，低头看着。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蜷着。他的呼吸很浅，浅到他的胸口几乎看不到起伏。
陆沉舟没有抬头。他知道江临进来了，知道他在看那张照片，知道他在看着那张他在十八年前见过的、在403病房的墙上贴着的那张脸——沈鹤亭的脸。他在等。等江临说话，或者等他离开。无论哪个，他都会接受。
江临没有说话。他看了那张照片大约半分钟后，转过身，走了出去。他走得很慢，脚步很轻，像来的时候一样。他没有回头，没有停顿，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陆沉舟抬起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
他低下头，看着那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沈鹤亭还在笑，还在用那种像在看笼子里的动物一样的眼神看着镜头，看着陆沉舟，看着江临，看着每一个人。
“你还活着。”陆沉舟对着照片说，“但我会找到你。”
赵小军今天上了十四个小时的班。他已经在这个殡仪馆工作了二十二年，从十八岁的小伙子干到了四十岁的中年人。他见过各种各样的尸体——从河里捞上来的、从火场里拖出来的、从高楼上摔下来的、从医院里推出来的。他以为自己已经对死亡免疫了，不会再被任何和死亡有关的东西触动。
但今天下午，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你好，请问是海滨城殡仪馆吗？我是海滨城市公安局的，姓陆。”电话那头的声音很低，很沉，带着一种让人不敢敷衍的、不怒自威的东西。
“是，我是。”赵小军的身体不自觉地坐直了。
“我想问一下，二〇〇五年十月，你经手过一具尸体吗？车祸，男性，名字叫沈鹤亭。”
赵小军的手指在听筒上攥紧了一些。这个名字，他记得。不是因为他经手过太多尸体而记住了这一个，而是因为这一个和其他不一样。
“我记得。”赵小军说，“那具尸体送来的时候已经烧得很厉害了，皮肤都碳化了，面目全非。但是……我记得。”
“为什么？”
赵小军犹豫了。他在想，有些事情是该说出来的，还是该带进棺材里的。他想了大约五秒钟，然后决定说出来。因为他不想在二十年后，当自己快要退休的时候，还在想：如果当年我把这件事说出来了，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那具尸体，没有阑尾。”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什么意思？”
“正常的尸体，腹部右侧下方有一条阑尾手术的疤痕。切除阑尾后，疤痕会永久留在皮肤上。但这具尸体没有那条疤痕。我去问了接诊的医生，医生说从CT影像上看，这具尸体的阑尾是完整的。但沈鹤亭的医疗记录显示，他在十年前做过去除阑尾的手术。一个切除过阑尾的人，尸体上不应该还有阑尾。”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一次沉默得更久，久到赵小军以为对方已经挂断了。
“你当时没有报告吗？”
赵小军闭上了眼睛。他记得那一天，记得自己拿着那份医疗记录去找了当时的领导，领导看了他一眼，把那份记录收走了，说“这事你别管了”。他把那份记录交出去了，再也没有见过它。他没有追问，没有举报，没有做任何超出他职责范围内的事。他只是一个小职工，他需要这份工作。
“报告了。”赵小军的声音低了下去，“但没有人跟进。”
电话那头最后说了一声“谢谢”，然后挂断了。
陆沉舟放下手机，把它放在桌上，屏幕朝下。
办公室里的光线已经暗了下来。他没有开灯，坐在黑暗里，面对着窗外那片被霓虹灯染成橘红色的、没有星星的天空。他的手机压在手掌下面，掌心感觉到手机因为长时间通话而产生的微微的温热。他的脑子里在快速运转，像一台被超频了的处理器，温度在飙升，风扇在狂转。
沈鹤亭的死亡证明是伪造的。火化的不是沈鹤亭本人，而是一个没有阑尾的人——可能是一个被精心挑选的替身，一个在车祸中丧生的、没有人认领的、被殡仪馆当作无名氏处理的人。沈鹤亭用这个人替自己死了一次，然后消失了。他从海滨城精神病院辞职，伪造了自己的死亡，去了一个没有人知道他的地方。
他为什么要在二〇〇五年消失？因为林屿失踪了。因为“血色盛夏”的案子正在被调查。因为有人在找他。谁在找他？老韩在找他，陆沉舟在找他，也许还有别的人在找他。他不能被抓到，不能被发现，不能让人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所以他消失了。
但他没有停止。他没有停止，因为“血色盛夏”第三起案件——用户§在暗网上发帖的时间线和真实的案件时间线重合。真正的凶手还在作案，他的手法比十八年前更成熟、更精细、更不留痕迹。他没有停下来，他只是在换地方作案，换方式作案，换身份作案。
陆沉舟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棒棒糖，橘子味的，剥开，塞进嘴里。甜味在舌尖化开，和口腔里因为长时间没有喝水而产生的苦涩混在一起。他咬了一口，碎了，糖渣在牙齿之间咯吱作响。
“沈鹤亭。”他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
他想起老韩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别查了，你查不到的。”他想起老韩说那句话时的语气，像是从一个很深很深的井里传上来的声音，带着回音，带着恐惧。他想起老韩说“他背后有人”时的犹豫，像是这个词说出来本身就是在冒险。
老韩知道。
老韩知道的比他多。
但他没有说。
陆沉舟把手机从桌上拿起来，翻到通信录，找到老韩的号码。他的拇指悬在拨号键的上方，大约停了五秒钟。然后他把手机放回了桌上。
不打电话。当面谈。
有些话，在电话里是说不出来的。因为电话可以被窃听，因为声音可以被录音，因为说了就收不回来了。老韩不想在电话里说，老韩在电话里什么都没说。他需要去找老韩，当面，没有第三个人。
他站起来，穿上外套，拿起车钥匙。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在走廊里停了一下。声控灯灭了，他在黑暗中站了几秒钟，然后听到了另一个声音——不是脚步声，是呼吸声。
江临站在走廊的另一端，靠在墙上。他的身体大半浸在黑暗中，只有半边脸的轮廓被窗外涌进来的城市灯光照出一个模糊的、橘红色的边。他的手里拿着那个银色的保温杯，杯口冒着热气。
他看到了陆沉舟在看着他，站直了身体。
“你要出去？”他的声音不大，但在这个安静黑暗的走廊里，每一个字都很清晰。
“嗯。”陆沉舟说，“去找一个人。”
江临没有问找谁，把那句“谁”咽回去了。他站在那里，手里握着保温杯，目光落在陆沉舟的脸上。
“下雨了。”江临说，“带伞。”
陆沉舟从口袋里摸出车钥匙，钥匙在指间晃了一下，发出金属的清脆声响。“嗯。”
他走了。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惨白的光照在他身上，他的影子投在地面上，长长的，黑色的，像一个守了他很多年的、沉默的、不肯离开的同伴。
江临看着他走进楼梯间，门关上了。走廊里重新陷入了黑暗。他靠在墙上，手里的保温杯还冒着热气。
下雨了。
他知道外面在下雨，因为他听到了雨声。细细密密的，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像一个讲故事的人在低声说着一句很长很长的话。那句话还没有说完，也许永远也说不完。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本子，翻开最新的一页。上次那行字还是空白的，他没有写任何字，把本子合上了，放回口袋。
今晚不用写。
他端着保温杯，走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灯还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