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成立之后，老韩没有搬进市局给他安排的办公室。他说他不需要办公室，给他一张桌子就行。阿苗把自己的工位让出了一半，在电脑旁边清出一块空地，放了一个老式的木质笔筒和一杯用搪瓷缸泡的浓茶。老韩坐在那把从仓库里翻出来的折叠椅上，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翻阅当年林屿案的卷宗复印件。他的老花镜架在鼻梁上，镜片后面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翻页的动作很慢，每翻一页都要用手指在纸面上抚一下，像在摸一个人的脸。
陆沉舟从走廊经过的时候，看到老韩坐在那里，花白的脑袋低垂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把那些白发照成了近乎透明的银色。他的手指在纸面上移动，从这一行移到下一行，从这一页移到下一页。他的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默念那些他亲手写下的、已经过去了十八年的字。
他没有打扰老韩，端着那杯凉透了的咖啡走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下午四点，老韩敲了陆沉舟办公室的门。
门没关，他敲在门框上，指节撞击木头的声音不大，但很沉。陆沉舟从文件堆里抬起头，看到老韩站在门口，手里端着那个搪瓷缸，缸子上的字已经磨没了，只剩下一片模糊的、白色的痕迹。他的表情和平时不一样，不是那种老刑警特有的沉稳和淡然，是一种更复杂的、更柔软的、像一个人在回忆某件他以为已经忘了但其实一直记得的事时的表情。
“有空吗？”
陆沉舟放下笔，靠在椅背上。“进来坐。”
老韩走进来，在陆沉舟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他把搪瓷缸放在桌上，缸底接触桌面的声音很重，像一块石头落在地上。他靠在椅背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看着陆沉舟。他没有说话，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阳光从桌子的这头移到了那头，久到搪瓷缸里茶叶沉到了杯底，水面上没有了任何涟漪。
“二〇〇四年冬天。”老韩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的，像一个人在说一个很久没有对人说过的故事，“林屿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那天，是我送他去的医院。”
陆沉舟的手指在桌上停了一下。
“那天我在巡逻，接到报警说有个小孩在建设路摔了。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被人从地上扶起来了，坐在路边的台阶上，右腿膝盖以下全是血。他没有哭。旁边好几个大人围着他，问他家里电话，他不说。问他父母的名字，他也不说。他就是坐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腿。我蹲下来，问他，‘小朋友，你家住哪？我送你回去。’他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睛里没有泪，但有一团很小的、正在燃烧的火。那团火不是愤怒，是某种更深的东西，是那种一个人在受了伤、但他不在乎自己的伤、他在乎的是别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有的光。”
老韩停了一下，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茶。茶叶梗浮上来，粘在他的下唇上，他用手指拈掉了。
“他说，‘叔叔，你能帮我推一下自行车吗？我的车在那边。’他指了指路边。那是一辆蓝色的自行车，二六的，后座有一个夹子，夹不紧。我帮他把车推到医院，医生说要拍片，我帮他挂了号，付了钱。他坐在急诊室的长椅上，腿伸得直直的，不敢弯。我问他，‘你家里人的电话是多少？我帮你打。’他说，‘不用了，我自己回去。’我说，‘你这个腿怎么自己回去？’他说，‘我能走。’他说这话的时候，嘴唇在抖，不是因为疼，是因为他在忍。他在忍疼，也在忍别的。他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他不想让家里人担心。他不想让任何人因为他而麻烦。”
老韩把搪瓷缸放在桌上，看着陆沉舟。
“后来我坚持要送他回去。他坐在我车的后座上，指路，左转，右转，直行，再左转。他指的路是对的，每一条街都说得上来，每一个路口都没有错。到了他家楼下，他下了车，单腿跳着上了台阶。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林屿。’他说。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陆沉舟的手放在桌上，十指交叉，拇指在拇指上慢慢地绕圈。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拇指绕圈的速度比平时慢了很多，慢到像是在用这个动作测量时间的流逝。
“后来呢？”陆沉舟问。
“后来他腿好了之后，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我办公室的号码，打过来，说‘叔叔，谢谢你的医药费，我会还你的’。我说不用还。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能请你吃饭吗？等我攒够钱。’我说好。他请我吃了一碗面，八块钱的牛肉面，在一家很小的店里。他坐在我对面，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在数，数面条的根数，数牛肉的片数。他吃东西的时候很专注，专注到像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老韩停了一下，看着陆沉舟的眼睛。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被岁月和案件磨损了很多年的眼睛里，有一种很亮的光。
“他走路的时候，右腿会轻微地往外偏。不是瘸，是骨裂愈合之后关节活动范围受限导致的代偿。这个步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安静到能听到搪瓷缸里茶叶梗在水面上轻轻碰撞的声音，安静到能听到墙上那台挂钟的秒针在跳，一下，一下，一下。
陆沉舟看着老韩，老韩看着陆沉舟。
“这个江临也有。”老韩说。他没有问“你注意到了吗”，没有说“你不觉得奇怪吗”，没有用任何修饰词。他就是把那几个字放在桌面上。
“我知道。”
老韩的手指在膝盖上蜷了一下。“那你为什么不点破？”
陆沉舟把双手从桌上收回来，放在膝盖上。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又收回来了，像一个想要靠近但又告诉自己不能靠近的人。他看着桌上那排橘子味棒棒糖，看着那些被剥开的、整整齐齐地摆在纸巾上的糖，看着糖纸在日光灯下反射出的细小的、金色的光。
“因为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在等的是‘林屿’，不是‘江临’。”
老韩看着陆沉舟，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那片阳光从墙壁上移到了地板上，从地板上移到了墙角，从墙角消失不见了。久到搪瓷缸里的茶彻底凉了，水面不再有任何热气升起来。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老韩问。
“不确定。”陆沉舟说，“从一开始就觉得不对劲。他在废弃厂房出现场的时候，提前到了，在现场待了四十分钟。他翻过封存的卷宗，知道那些不该出现在公开资料里的细节。他在会议上说‘献祭’，说这个词的时候语气太笃定了。他知道403病房的门牌号，知道墙上的刻字，知道那个逗号的位置。他弹钢琴的时候，走音的位置和林屿当年的录音一模一样。他说梦话的时候喊‘沉舟哥’。他在海边那块礁石上，说林屿当年喊的那句话，一字不差。”
陆沉舟停了一下，把其中一根棒棒糖拿起来，在指间转着。
“但这些都是线索，不是证据。他可以解释每一条。他研究过这个案子，卷宗里有细节。他看过现场照片，知道403病房的布局。他听过林屿的录音带，知道走音的位置。他的解释都站得住脚，没有漏洞。他做事很干净，干净到像是一个专业的人在做一份专业的工作。但有些东西是解释不了的——他的步态，他的恐惧，他看到那个六芒星时瞳孔的反应，他在403病房门口迈不动步子的样子。这些东西不在任何卷宗里，不在任何照片里，不在任何录音带里。这些东西只属于一个人。”
老韩的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放在桌上。他的手指很长，骨节粗大，指甲修剪得很短。那是一双老刑警的手，握过枪，翻过卷宗，拍过很多人的肩膀，也抓过很多人的手腕。
“他知道你认出他了吗？”老韩问。
“知道。”陆沉舟说，“他知道我知道。我们在海边聊过。我问他，如果你是林屿，为什么不认我？他问我，你希望林屿回来，还是希望他永远消失？”
“他这么问了？”
“他这么问了。”
老韩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灯管嗡嗡地响着。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等他。”
老韩的手指在桌上停了一下。
“等他说？”
“等他准备好。”陆沉舟把棒棒糖塞进嘴里，咬了一口。糖渣在牙齿间碎裂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很清晰，像骨头断裂，但不是骨头断裂。是糖在碎，不是人在碎。“他需要时间。他花了十八年把自己从林屿变成江临，他需要时间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而不是让他们互相打架。我不能替他做这件事，这是他的事。我能做的，就是等他。”
老韩看着陆沉舟，那张被岁月一刀一刀刻出深沟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很复杂的表情。不是欣慰，不是放心，是一种更安静的、更像一个人在看完一本书之后，把书合上，放在膝盖上，看着封面，想了一会儿，然后把书放回书架时的表情。
“你长大了。”老韩说。
陆沉舟看着他。他没有说话，把嘴里那颗化了一半的棒棒糖咬碎了。
老韩站起来，拿起那个搪瓷缸，缸底的茶叶梗已经沉下去了，水面上什么都没有。他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江临不是林屿。他是林屿长出来的那个大人。林屿十五岁，缺一颗门牙，会弹钢琴，会喝可乐，会在天台上踮着脚尖喊‘我妈在炒菜’。江临三十三岁，不会弹钢琴了，不喝可乐了，不会在天台上喊任何人的名字了。但他的右腿还是那个步态，他怕黑，怕封闭空间，怕被人从后面抱住。他的恐惧没有变，他的倔强没有变，他看你的眼神没有变。他看你的眼神，和二〇〇四年冬天他坐在急诊室的长椅上、腿上全是血、但他看着你的眼睛说‘叔叔，你能帮我推一下自行车吗’时，是一样的。”
老韩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和之前每一次一样，不快的，不慢的，带着老年人特有的那种沉稳和笃定。他的脚步声经过技术科的时候停了一下，和从门缝里探出头的阿苗说了句什么，阿苗笑了，笑声从走廊里传过来，清脆的，像一串铃铛。
陆沉舟坐在椅子上，把那根棒棒糖的塑料棍从嘴里拿出来，放在桌上，和那些剥好的糖摆在一起。塑料棍上还沾着一点糖渣，白色的，细小的，像冬天的第一场雪落在黑色的柏油路面上。
“等他说。”他对那根塑料棍说。
塑料棍不会回答。
他把桌上的文件合上，把笔插回笔筒，关掉了台灯。办公室里暗了一截，只剩下走廊里的灯光从门缝里挤进来，在地面上画出一条细细的、橘红色的线。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对面那栋楼。四楼左边第二个窗户，灯亮着。窗帘没有拉，他能看到一个人影在窗前走动，从左边走到右边，从右边走到左边，像一个人在踱步，像一个人在思考，像一个人在等。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久到那个人影停在了窗前，面朝他的方向。距离太远，他看不清他的脸，但他知道他在看他。他也知道他看到了他。
他没有拉窗帘。他站在窗前，手插在口袋里，握着那枚备用钥匙。对面那扇窗户的灯亮着，橘黄色的，暖暖的。
江临站在窗前，手里握着那个银色的保温杯。
他已经站在这里很久了，久到保温杯里的水从热变成了温，从温变成了凉。他看着对面那栋楼，二楼左边第二个窗户。窗帘拉着，深灰色的，和往常一样。但窗帘的缝隙里透出光，橘黄色的，暖的，和平时一样。
他知道陆沉舟在那扇窗户后面。不是看到了，是感觉到了。那种感觉不是视觉，不是听觉，是某种更古老的、更原始的、像两条河流在地下深处交汇时产生的震动。
老韩今天下午和陆沉舟聊了很久。他不知道他们聊了什么，但他知道他们在聊他。因为老韩从陆沉舟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在走廊里看到了他。老韩看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那个笑容不是“你好”的笑容，不是“再见”的笑容，是一种更复杂的、像一个人在说“我知道你是谁，但我不说”的笑容。
老韩认出他了。不是从档案里认出的，不是从照片里认出的，是从他的步态里认出的。二〇〇四年冬天，他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右腿胫骨平台骨裂。一个老刑警送他去医院，帮他挂了号，付了钱，推着他的自行车，把他送回了家。那个老刑警姓韩，他叫他“韩叔叔”。他欠他八块钱的牛肉面钱，一直没有还。
江临转过身，靠着窗台。保温杯在他手里，杯壁凉了，但他的手没有从杯壁上松开。
老韩说他的步态没有变。他的右腿还是那样，走路的时候脚尖会微微向外偏，步幅比左腿小两厘米。他以为这个细节没有人会注意到。他花了十八年改变自己的口音、改变自己的字迹、改变自己说话的方式，但他没有改变自己的步态。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步态和别人的不一样。因为他从来没有从别人的角度看自己走路的样子。
陆沉舟早就知道了。不是今天才知道的，是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从老韩还没有返聘、从他们第一次出现场、从他在废弃厂房门口看到他的第一眼起，他就知道了。他的步态，他的恐惧，他看到六芒星时瞳孔的反应，他在403病房门口迈不动步子的样子。他知道他说的每一句“不认识”都是谎言，他知道他说的每一个“侧写推理出来的”都是借口，他知道他说的“我没有来过这里”是一个人在用尽全力保护自己最后那一点还没被拿走的东西。
他没有点破。不是因为他不想知道真相，是因为他在等。
江临把保温杯放在窗台上，双手插进口袋里。他的右手摸到了那个小本子，左手摸到了那枚钥匙，银色的，冰凉的，齿槽清晰的。他把两样东西都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紧到钥匙的齿槽硌着他的掌心。
“等我说。”他在黑暗中说。
对面那扇窗户的灯还亮着。
陆沉舟坐在黑暗里。
他没有开灯，但他知道对面那盏灯还亮着。橘黄色的，暖暖的。他想起老韩说的那句话——“他看你的眼神，和二〇〇四年冬天他坐在急诊室的长椅上、腿上全是血、但他看着你的眼睛说‘叔叔，你能帮我推一下自行车吗’时，是一样的。”
他闭上了眼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坐在急诊室的长椅上，右腿膝盖以下全是血。少年的脸上没有泪，但有一团很小的、正在燃烧的火。那团火不是愤怒，是某种更深的东西。是那种一个人在受了伤、但他不在乎自己的伤、他在乎的是别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有的光。
他在乎的事，是那辆自行车。那辆蓝色的、后座夹子夹不紧的、他骑了三年、载过很多次陆沉舟的自行车。他怕它丢了。
“你不要那辆自行车了？”他问过那个少年。
少年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里有光。“那是我攒了两年钱买的。”
这是江临告诉他的。不，这是林屿告诉他的。不，这是江临用那条受伤的腿、用那个独特的步态、用那些他以为藏得很好但其实全暴露了的细节，一点一点地、一个碎片一个碎片地告诉他的。
陆沉舟睁开眼。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没有拉窗帘。他就那么站在窗前，面对着对面那盏灯，面对着那盏灯后面的那个人。
他知道他在看他。他也知道他在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