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十七天。凌晨四点，翠屏路十七号，四楼左边第二个窗户。灯亮着。江临坐在床边，没有睡。他已经坐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从黑色变成了深蓝，从深蓝变成了灰白，从灰白变成了那种太阳还没有出来、但你知道它快要出来的浅金色。他的手里握着那个小本子，翻开到那一页——纸条还夹在那里，“林屿，欢迎回家”六个字还在。他的拇指按在“回”字上，那个“回”字的最后一笔很长，长到像一个人在画一条路，一条他不知道该不该走的路。他把本子合上，放回枕头下面。和那张纸条一起，和那张照片一起，和那些他收集了很久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用的碎片一起。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对面那栋楼。二楼左边第二个窗户，窗帘拉着，深灰色的，缝隙里透出光。那个人还没有睡，或者已经醒了。他在那个窗户后面坐着，也许在看文件，也许在吃棒棒糖，也许在发呆。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在那里。他每天都在那里。从他把那双拖鞋放在门口的那一天起，从他在鞋盒里写下那六个字的那一天起，他就在那里。
江临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封信。信是昨天写好的，折了两折，塞在信封里，信封没有封口。他本来想封的，但他怕自己会反悔。不封口，他可以在最后一刻把信抽出来，撕掉，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没有抽出来，也没有封口。他把信从口袋里拿出来，看了一眼。信封上写着“陆沉舟”三个字。他把信放回去了。
他走到门口，弯下腰，换鞋。他把那双深灰色的新拖鞋脱了，整齐地放在鞋柜旁边，和陆沉舟的那双并排摆着。两双拖鞋，一双四十二码，一双四十三码。鞋头朝同一个方向，像两条平行的、永远不会相交的路。他穿上那双黑色的皮鞋。鞋带系得很紧，系了双结，怕走路的时候松开。他站直了身体，看着那两双并排摆着的拖鞋，看了几秒钟。他的眼眶红了。没有泪。
他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惨白的光从上往下打在他身上。他没有回头。他走下楼梯，脚步很轻，很稳，节奏均匀，和之前每一次一样。但他知道他不会很快再走这条路了。他走到单元门口，推开门。冷空气迎面扑来，激得他打了个哆嗦。雪已经停了，地面上积着一层薄薄的白，路灯的光落在那层白上，反射出橘黄色的、温暖的、不真实的光。他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空气很冷，冷到他的肺有一点疼。他把那口气慢慢地吐出来，白雾从他的嘴唇间涌出来，在晨光中飘了一下，散了。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封信，摸到了那个小本子，摸到了那张照片，摸到了那根草莓味棒棒糖的塑料棍。所有的东西都在。他没有回头看那扇窗户。他怕他看了就走不了了。他走了。
翠屏路公交站，清晨六点四十二分。站牌下面站着几个人，缩着脖子，手插在口袋里，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的公交车。江临站在站牌的最边上，离其他人远远的。他的手插在冲锋衣的口袋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鞋尖上沾着雪水，黑色的皮革上有一小片湿润的、深色的印记。他没有去擦。公交车来了。不是他等的那个班次，但他上去了。他不知道这辆车会开到哪里，他不需要知道。他只需要离开这里。他刷了卡，走到车厢最后面，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车窗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他伸出手，用手指在霜上画了一道。霜被他的手指刮开了一小片，露出外面灰白色的天空和光秃秃的杨树。他把手指收回来，放在膝盖上。
公交车启动了。他看着窗外那些被霜框住的、模糊的、不断后退的风景——街道、路灯、行人、自行车、红绿灯。他看着这辆公交车穿过海滨城的大街小巷，穿过他住了几个月的、已经开始熟悉的、但终究不属于他的城市。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看了一眼。信封上“陆沉舟”三个字在晨光中微微发亮。他的拇指按在“陆”字上，那个“陆”字的左边是一横，右边是一个“土”字，下面是一个“击”字。笔画很多，写的时候很慢。他写得很慢，因为他知道这是最后一封他会在信上写这个名字的信了。他把信放回去了。
公交车在一条他不认识的路上停了下来。有人上车，有人下车。车厢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人站着，有人坐着，有人戴着耳机听歌，有人靠在椅背上打盹。他坐在最后面，没有人注意到他。他把帽子戴上了，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他不知道自己在躲谁。也许是在躲所有的人，也许只是在躲那个会在发现他不在了之后满世界找他的那个人。
海滨城公交总站，清晨七点五十八分。终点站到了。江临下了车，站在站牌下面。风很大，从海边吹过来，带着咸腥的味道和冰冷的水汽。他把冲锋衣的拉链拉到最上面，领口竖起来。他看着前方那条窄窄的水泥路，路两边是光秃秃的杨树，树枝在风中摇晃。路的尽头是一片灰白色的、和天空连在一起的、看不清边界的辽阔。海。
他沿着那条路走。路面上有雪，雪被踩实了，变成了一层硬硬的、滑滑的冰壳。他走得很小心，每一步都踩得很实，怕滑倒。他的鞋底在冰壳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在空旷的清晨里传得很远。他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沙滩出现在他的面前，灰白色的，和冬天的天空一个颜色。潮水退去了很远，露出大片大片湿漉漉的沙地，沙地上有海浪留下的波纹，一圈一圈的，像树的年轮，像指纹，像一个人在沙滩上写了很多遍但每一次都被潮水冲掉了的字迹。
他脱了鞋，把鞋拎在手里。光着脚踩在沙地上。沙子很凉，凉得他皱了一下眉。他没有停下来，一步一步地走向那块礁石。礁石在那里，黑色的，巨大的，被雪覆盖着。他爬上礁石，找了最高处坐下来。面朝大海，抱着膝盖。风从海面上吹来，很大，把他的头发吹得很乱。他把下巴搁在膝盖上，看着那片灰白色的、和天空连在一起的、没有边界的海。太阳已经出来了，躲在云层后面，只露出一圈模糊的、冷白色的光晕。海面上有碎金一样的光点，那是太阳从云层的缝隙里挤出来的光，落在水面上，碎成了无数细小的、亮晶晶的碎片。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封信。他没有拿出来，把手抽出来了，放在膝盖上。他看着自己的手指，看着那些被冻得发红的指尖，看着那几道细小的、白色的疤痕。他把手指蜷起来，握成了拳头。
陆沉舟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在办公室里睡着的，趴在桌上，脸枕着那摞第五起案件的尸检报告。他的脖子很疼，动了一下，发出咔哒一声。他坐直了身体，揉了揉眼睛。他的手碰到了桌上的台灯，台灯晃了一下，光在墙上画出一道弧线。他站起来，走到水房，接了一杯水。水是凉的，他喝了一口，凉意从喉咙滑下去。他端着杯子走到走廊里。声控灯亮了。
他站在江临的办公室门口。门开着。灯亮着，所有灯都亮着。日光灯管嗡嗡地响，桌上那盏墨绿色灯罩的台灯也亮着，光线在桌面上画出一个圆形的、明亮的光斑。桌上摊着几份卷宗，钢笔搁在打开的笔记本上，笔帽没有盖，墨水在笔尖凝成了一小颗黑色的、圆润的珠子，正要滴未滴地挂在那里。椅子空着，外套不在，保温杯不在。他看着那把空椅子，看了很久。
他走进去，走到桌前。他的手放在椅背上，木头是凉的。他把椅子推进桌底，推得很整齐，和江临平时放的位置一模一样。他转过身，看到了那张纸条。压在台灯的底座下面，露出一个角。他把台灯拿起来，抽出纸条。纸条是白色的，长方形的，边缘被裁得很整齐。上面写着三个字：对不起。
陆沉舟把纸条攥在手心里。没有用那个字。没有说“找”。
他走出江临的办公室，走回重案组。他站在自己的工位旁边，拿起了桌上的车钥匙。钥匙环上挂着几把钥匙——他家的，办公室的，档案室铁皮柜的。那把给江临的备用钥匙不在上面，在江临的口袋里。他带着那把钥匙走了。他不是忘了还，是他想带着。陆沉舟把那串钥匙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紧到钥匙的齿槽硌着他的掌纹，留下了一道道红色的、疼痛的印记。他把钥匙放回口袋，坐下来了。他没有去找，没有去追。
他坐在那里，看着江临的空椅子。他的手放在桌上，十指交叉，拇指在拇指上慢慢地绕圈。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的拇指绕圈的速度越来越慢，慢到像是停止了。他的眼眶红了。没有泪。他就那么坐着，坐了很久。
阿苗来上班的时候，看到陆沉舟坐在那里。他的姿势和她昨晚离开时一模一样——衣服没换，头发没梳，桌上的咖啡没喝。她的心紧了一下。她走过去，站在他旁边。她看到了江临的空椅子，看到了那本合上的黑色笔记本，看到了那支笔帽没有盖的钢笔。
“陆队？”她叫了一声。陆沉舟没有应。
“江顾问呢？”
陆沉舟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那封信。他的手指在信封上停了一下，把信封放在桌上。阿苗看着那封信，看着信封上“陆沉舟”三个字。她拿起信，抽出信纸，展开。那行字像一把刀，从她的眼睛扎进去，一直扎到心脏。“不要找我，我会把沈鹤亭引出来。”
阿苗的手开始发抖。她看着陆沉舟，陆沉舟没有看她。他看着那把空椅子，看着那个空了的位置。他说了一个字。“找。”
他的声音不大，但那个字从喉咙里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让人不敢怠慢的、不怒自威的东西。
阿苗转身就跑。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起来，很快，很急，声控灯一盏一盏地亮起。她跑进技术科，坐下来，手指在键盘上敲着，快到她感觉自己不是在敲键盘，是在砸键盘。她从交通探头开始追，把海滨城上千个摄像头的数据全部调了出来，屏幕被分割成无数个小画面，灰白色的、模糊的、没有声音的。她在那片灰色的、没有尽头的画面里寻找一个人。穿着深蓝色冲锋衣的人，戴着帽子的人，低着头的人，走在清晨空荡荡的街道上的人。
小刘带队去了江临的宿舍。门锁着。他给陆沉舟打了电话。“陆队，门锁着，进不去。”
陆沉舟的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枚钥匙。他站起来，走到江临的宿舍门前，把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一下，门开了。他走进去。屋里很整齐，被子叠好了，叠成了豆腐块。枕头下面压着那个小本子，他翻开，那张纸条还在里面——“林屿，欢迎回家”。本子还在，纸条还在，人不在。衣柜里衣服还在，那件深蓝色的冲锋衣不在，那双深灰色的新拖鞋不在，穿走了。鞋柜上那两双并排摆着的拖鞋还在——一双四十二码，一双四十三码，陆沉舟的和他自己的。他把自己的那双拿起来了，鞋底很干净，没有穿过的痕迹。他穿着新拖鞋走了，把旧拖鞋留下了。
陆沉舟站在那里，把那封信又从口袋里掏出来了。他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不要找我，我会把沈鹤亭引出来。”他的眼眶红了。
阿苗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陆队，查到了。江顾问今早六点四十二分在翠屏路公交站上了一辆开往海边的公交车。车次是海滨旅游专线，每天只有早上一班。七点五十八分在终点站下的车。终点站离那片海边沙滩大约有两公里。”
电话挂断了。陆沉舟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车钥匙。他跑起来了，从江临的宿舍跑出去，跑过走廊，跑下楼梯。声控灯一盏一盏地亮起，他的脚步声在楼道里回荡。他跑出大楼，跑向停车场。鞋底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雪水溅在他的裤腿上，他没有感觉。他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寂静的停车场里炸开。车灯亮了，橘黄色的光在灰白色的晨雾中切出两道长长的光柱。他挂上挡，踩下油门，车冲了出去。轮胎在雪地上打了一下滑，然后稳住了。
阿苗坐在技术科里，看着屏幕上那个正在移动的绿点。陆沉舟的车。她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敲。她把那片海边区域所有的监控探头都调出来了。她的眼睛盯着屏幕，盯着那些灰白色的、没有尽头的画面。老韩站在她身后，手里端着那个搪瓷缸。
“他会去海边。”老韩说。那块礁石。他和林屿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
阿苗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她看着屏幕，看着那片灰白色的、什么都没有的沙滩。她不敢想象如果那里也没有人，陆沉舟会怎样。
陆沉舟的车在沿海公路上飞驰。他一只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摸出那封信，展开，看了一眼。那行字他背下来了，但他要看。他把信纸放在副驾驶座上。他不知道开了多久，那条路很长，长到像没有尽头。路两边是光秃秃的杨树，一个接一个地从车窗外掠过，像一排排站岗的士兵。海在左边，灰白色的，沉默的，和天空连在一起的。
阿苗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从车载音响里传出来，在整个车厢里回荡。“陆队，我调到了公交终点站的监控。江顾问在那里下了车。他往海边的方向走了。一个人。”
老韩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你开慢点。”
陆沉舟没有开慢点。他把油门踩到底了。仪表盘上的数字在跳，一百一，一百二，一百三。他没有看那些数字，看着前方的路。
阿苗的声音又响起来了。“陆队，我找到了。他在那块礁石上。坐着。”
陆沉舟的手在方向盘上收紧了一下。他看着前方的路，看着那片越来越近的、灰白色的、和天空连在一起的海。他的眼眶红了。他没有哭，把油门踩得更深了。
他把车停在路边，没有熄火。推开车门，冷空气迎面扑来。他跑了，朝着那片海，朝着那块礁石。他的肺像要炸开，冷空气像刀子一样割在他的喉咙里。
阿苗坐在技术科里，看着屏幕上那个定格的监控画面。一个穿深蓝色冲锋衣的人，站在海边的公交站牌下面。低着头，双手插在口袋里。晨光落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那个画面被阿苗放大了很多倍，像素格子在屏幕上铺展开来，模糊的，灰白色的。但她看到了他。她知道他在那里。老韩站在她身后，看着那个画面。
“他找到他了。”老韩说。
监控画面里，一辆黑色的SUV停在路边。一个人从车里冲出来，朝着那片海跑了。
陆沉舟抓起车钥匙就跑。钥匙在他手里叮叮当当地响着。他没有回头看那辆还亮着车灯的车。他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