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上那七个活着的人，专案组用了三天时间找到了其中六个。有的人在南方，有的人在北方，有的人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他们接起电话的时候，有的沉默，有的哭泣，有的愤怒，有的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听到“海滨城精神病院”这六个字的时候，电话那头都会出现一段空白。空白的长度不同，有的两三秒，有的十几秒，有的长到你以为电话已经断了。
第七个人，专案组没有打电话。老韩说，这个人需要当面谈。他住在海滨城下辖的一个县级市里，距离市区大约两个小时的车程。他的病历上写着“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病史十五年。二〇〇五年被家人从海滨城精神病院接出来后，在家待了不到一个月就住了院，之后再也没有出来过。
一月五日，倒计时第十三天。海滨城下起了雪，不大，细细的，像盐粒从天上筛下来。陆沉舟开车，江临坐在副驾驶，老韩坐在后排，三个人从市局出发，往南开了两个小时。下了高速，拐进一条窄窄的县道。路两边是大片的农田，麦子已经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远处有几个村庄，灰白色的房子，烟囱里冒着白烟，是有人在烧炕。车在一栋灰白色的建筑前停了下来。海滨城精神卫生中心，原名海滨县精神病院。
陆沉舟熄了火，没有立刻下车。他坐在驾驶座上，看着前方那栋灰白色的建筑，三层的，样式和二〇〇五年关闭的那座一模一样。同一个图纸，同一个年代，同一个政府拨款建起来的。他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慢慢松开，又慢慢握紧。他看了一眼副驾驶。江临正看着那栋建筑，看着那些黑洞洞的窗户，看着那些窗玻璃上结着的厚厚霜花。他的表情很平静。
老韩从后座探过身来，把那只布满老茧的手放在江临的肩上，不重不轻地按了一下。“走吧。”
三个人下了车。风从北边吹来，灌进衣领里，冷得人直缩脖子。老韩走在最前面，推开了那扇沉重的玻璃门。大厅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和外面清冽的冷空气完全不同，是那种暖的、闷的、让人喉咙发紧的味道。一个护士坐在前台后面，抬头看了他们一眼。
老韩掏出证件。“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来见一个病人，姓陈。”
护士翻了翻登记本，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分机号。挂断之后，她站起来，从柜台后面走出来。“陈永强。在二楼。我带你过去。”
楼梯是水磨石的，灰绿色的底，嵌着白色的小石子，和海滨城精神病院的一模一样。扶手是木头的，漆面斑驳，有些地方露出了底下灰黑色的木头。江临走在最后面，手扶着扶手，一步一级台阶。老韩走在最前面，和护士并排。陆沉舟走在中间。
二楼到了。走廊很长，两侧是一扇扇紧闭的门，门上有一块方形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有些房间拉着窗帘，窗帘是蓝色的，褪色了，发白。有些房间没有拉窗帘，能看到里面的床和床头柜，以及坐在床边或躺在床上的身影。护士在走廊中间的一扇门前停下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找到其中一把，插进锁孔，拧了一下。门开了。
房间里很暗，窗帘拉着的。日光灯管只有一根还亮着，发出嗡嗡的声响，光很白，很亮。房间不大，十平米左右，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个衣柜。床上的被子叠得很整齐，叠成了豆腐块。
一个人坐在床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黑色的裤子，棉拖鞋。头发花白，乱糟糟的，很多天没有洗过了。脸很瘦，颧骨突出，眼窝深陷。皮肤苍白，苍白的颜色和他身后那面被灯光照得发白的墙壁几乎融为一体。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手上有很多疤痕，有些是新的，有些是旧的。他听到门响，没有抬头。
老韩走过去，蹲在他面前。“陈永强？我是市公安局的韩德明。二〇〇五年，我来海滨城精神病院调查的时候，见过你。你还记得我吗？”
陈永强没有抬头，看着自己的手，看着那些伤疤。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声音。
老韩没有放弃。“你记得沈鹤亭吗？那个医生。穿白大褂的，戴眼镜的。”
陈永强的手指蜷了一下。指尖在膝盖上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挠着，像一个人在挠一块他挠不到的地方，痒在皮肤下面，在肉里，在骨头里。他慢慢地抬起头。
他的眼睛浑浊的，瞳孔散大，虹膜的颜色几乎看不清了。那里面没有光，没有焦点，像是在看着老韩，又像是在看着老韩身后的某一个更远的地方。然后他看到了江临。
江临站在门口，离他大约三米，身体靠在门框上，双手插在口袋里，姿态和平时一样松弛。但他的眼睛不是松弛的。他看着陈永强，看着他那双浑浊的、没有焦点的眼睛，看着他花白的、乱糟糟的头发，看着他手背上那些新旧交叠的伤疤。
陈永强的身体从床边弹起来了。不是站起来的，是弹起来的，像一条被踩到了尾巴的蛇。他的后背撞到了墙壁，发出一声沉闷的、肉体撞击墙面的声响。他的眼睛突然有了光，不是正常的、清澈的光，是那种在黑暗中待了很久的动物突然被强光照射时眼睛里反射出的那种光。浑浊的，红色的，像两团在深水里燃烧的火。他的嘴张开了，喉咙里发出了一种声音，不是尖叫，不是喊叫，是从气管的最深处挤出来的、像一个人在窒息边缘挣扎时发出的那种气声。
“你是他的杰作！”
声音在狭小的房间里炸开，撞在墙壁上，被日光灯管的嗡嗡声切割成碎片。他的身体贴着墙壁，双手在身后摸索着，像是想把自己嵌进墙里去，嵌进那些白色的、坚硬的、冰冷的墙体里去。
江临没有动。他看着陈永强那双浑浊的、红色的、在黑暗中燃烧的眼睛，看着他那张瘦到颧骨几乎要刺穿皮肤的脸，看着他因为恐惧而剧烈起伏的胸口。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我不是杰作。”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晰。“我是幸存者。”
老韩从地上站起来，走到江临身边，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只布满老茧的、经历过很多事的手在江临的肩上停留了几秒，然后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拍着。
“你比他坚强。”老韩说。
江临看着陈永强。陈永强的身体还在抖，牙齿在打颤，发出哒哒哒哒的声响，和那天在桥洞里他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一模一样的频率。他看着这个比自己大了几岁的、头发已经花白的、在精神病院里住了十五年的男人。他曾经也是那个年龄的。他也被关在那栋楼里，也坐在那张没有靠背的椅子上，也望着那扇被封死的窗户，也听过那个人用平缓的、温和的、像在给一盆花浇水一样的声音说“你是我的”。
“因为我有人等我。”江临说。
老韩的手在他的肩上停了一下。陆沉舟站在门口，看着他。他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了，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蜷着。他看着江临的侧脸，看着他被走廊里那根日光灯管照亮的半边脸，那上面有光，有阴影，有轮廓，有温度。
陈永强慢慢从墙角滑下来了。身体贴着墙壁，一点一点地往下滑，像一滩被放在斜坡上的、没有形状的、正在慢慢融化的雪。他蹲在了墙角，双手抱着膝盖，把脸埋进了膝盖里。肩膀在抖。
从精神卫生中心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雪还在下，细细的，密密的。陆沉舟走在最前面，脚步很快，鞋底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拉开车门，坐进去，没有发动引擎，坐在驾驶座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看着挡风玻璃外面那片灰白色的、什么也看不清的天空。
江临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他没有系安全带，靠在椅背上，看着挡风玻璃外面的雪。车里的暖气还没有开，玻璃上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气。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敲着，没有节奏。
“我不是受害者。”江临的声音很低。“我是沈鹤亭最成功的作品。”
陆沉舟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收紧了一下。他把手从方向盘上放下来，放在膝盖上，侧过身，看着江临。江临没有看他，看着挡风玻璃外面那片灰白色的、正在落雪的天空。
“他用八个月，把我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件作品。他用药物控制我的身体，用恐惧控制我的意志，用你控制我的选择。他要我活下来，按照他设计的方式活下来。我活下来了。每一步都按照他的设计，每一步都没有偏离。他是雕塑家，我是他的石头。他用十八年，一刀一刀地刻。他的作品完成了。”
陆沉舟看着他，看着他那双映着雪光的浅褐色眼睛。“你不是作品。”
江临转过头看着他，看着他那双深黑色的、很少流露出任何情绪的眼睛。“我是林屿？”
“你是林屿。”陆沉舟说。“只是林屿。”
江临看着他。雪落在挡风玻璃上，落在那层薄薄的雾气上，融化了，变成一颗一颗细小的、透明的水珠。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淌，在那层雾气上画出一道一道弯弯曲曲的、透明的线。
“林屿已经不在了。”江临的声音很轻。“他死在那条巷子里，死在那辆白色面包车里，死在403病房的床上。他没有走出来。走出来的人是我。站在你面前的人是江临。”
陆沉舟伸出手，放在江临的手上。他的手指从江临的指缝间穿过去，扣在他的手背上。他的掌心贴着他的手背，温度从他的掌心传过去，经过那些掌纹，经过那些细小的、肉眼几乎看不到的纹路，经过他的血管，经过他的心跳。
“你是江临。”陆沉舟的声音很低。“那我等的便是江临。”
江临的眼眶红了。雪还在下，细细的，密密的，从灰白色的天上落下来，落在车顶上，落在引擎盖上，落在挡风玻璃上，落在那层薄薄的雾气上，融化了，变成一颗一颗细小的、透明的水珠。他低下头，看着两个人握在一起的手。他的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了，不是那种安静的、无声的流，是那种从很深的地方涌上来的、带着力度的、像一根被堵塞了十八年的水管终于被疏通了之后的流。他的手翻过来，手心朝上，和陆沉舟的手心贴在了一起。
老韩从住院部大楼里走出来，手里拿着那个搪瓷缸。他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看着那辆黑色的SUV，看着车顶上那层正在慢慢变厚的雪，看着车窗玻璃上那层越来越厚的雾气。他走过去了，拉开后座的门，坐进去，关上了门。
“走吧。回去还有事。”
陆沉舟发动了车。发动机的震动从方向盘传过来，和他的心跳同频。暖风开了，热风从出风口涌出来，吹在挡风玻璃上，那些雾气一点一点地消散了。
车驶上了县道。路两边是光秃秃的农田，覆盖着薄薄的雪。天色从深灰变成了墨色，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落在雪地上，反射出温暖的、不真实的光。
后视镜里，那栋灰白色的建筑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终被夜色吞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