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气息是在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到来的。雪化了，屋顶上的积水顺着排水管往下淌，滴答滴答的，像一座很小的、不知疲倦的钟。行道树的枝头冒出了嫩绿色的芽，那些芽很小，小到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但你凑近了看，能看到那些细小的、毛茸茸的叶片正在一点一点地撑开包裹了它们一个冬天的褐色鳞片。风吹过来的时候不再是刀子一样的干冷，带了一丝潮湿的、泥土解冻后的腥味，那味道不香，但闻着让人觉得踏实。
陆沉舟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手里端着那杯热可可。可可已经不烫了，温温的，杯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他看着窗外那棵法国梧桐，看着枝头那些嫩绿色的、毛茸茸的芽，目光在那些细小的叶片上停了很久。他把热可可喝完了，把杯子放在窗台上，转身走回工位。
江临坐在他旁边，正在看阿苗发来的一份文件。他的手指在触摸板上滑动，屏幕上的页面一页一页地切换。他的眉头微微皱着，眉心那道浅浅的竖纹在日光灯下像一条被刻在皮肤上的、细细的线。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薄毛衣，领口不高，露出锁骨下面一小片苍白的皮肤。那件毛衣是新的，之前没见他穿过。毛衣的肩膀处有一个小小的商标，白色的，方形的，他没有剪掉，那商标在他肩胛骨的位置一翘一翘的，像一个在挥手的小人。
陆沉舟看了那个商标一眼，伸出手，把它按平了。他的手指在江临的肩上停了一下，然后收回来了。
江临没有转头，他的目光还停在屏幕上。“干什么？”
“商标翘了。”
“哦。”
江临把手伸到肩膀后面摸了一下，把那个商标按住了。他的手指和陆沉舟刚才按的位置重叠在一起，指尖碰到指尖，只是一瞬间的事。他把手收回来了，继续看屏幕。他的眉头还皱着，但那道竖纹比刚才浅了一些。
阿苗从技术科跑过来，手里拿着一沓打印纸，纸张的边缘还在微微晃动，像一面被人举着跑的旗。她跑到办公室门口，没有敲门，直接进来了。她的头发比之前短了一些，剪了，齐耳的长度，露出了耳朵。耳朵上戴着一对很小的银色耳钉，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
“陆队，江顾问，有新案子。”
她把那沓打印纸放在陆沉舟的桌上，翻到第三页。那一页上有一张照片，彩色的，八寸，拍得很清晰。照片上是一个人的后颈，皮肤很白，白到能看到下面青色的血管。后颈的中央有一个符号，不是针孔，是刻上去的。一个圆圈，圆圈里面一条横线，横线的两端向下弯，像一个被压扁的微笑。符号的边缘皮肤发红，微微肿胀，是刚刻上去不久留下的痕迹。刻的工具很锋利，切口整齐，没有多余的划痕。那个人的手法很稳，稳到像是在自己身上刻字也不会手抖。
陆沉舟的手指在那张照片上停了一下。“校长”的标记。和沈鹤亭车窗玻璃上的一模一样，和暗网用户“§”发过的帖子里的一模一样，和老韩当年从海滨城精神病院办公室抽屉里找到的那张名片上的一模一样。
“死者呢？”陆沉舟的声音不高。
“还在现场。城西，一个废弃的印刷厂。”阿苗把地图翻出来，指着一个位置。“老韩已经过去了。小刘在调监控。法医老周在路上。”
江临从工位上站起来，把那件深蓝色的冲锋衣从椅背上拿下来，穿上了。拉链拉到最上面，领口竖起来。他拿起桌上的保温杯，看了一眼，没有带，放下了。
陆沉舟也站起来，把桌上那沓打印纸塞进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把档案袋夹在腋下。他把那杯已经喝完了的热可可杯子从窗台上拿起来，拿到水房冲了一下，倒扣在杯架上。他回到办公室，拿起车钥匙。两把钥匙在他手心里叮叮当当地响着，一把是车钥匙，一把是翠屏路十七号公寓的钥匙。他把车钥匙单独取下来，公寓的钥匙塞回了口袋。那枚钥匙贴着内兜的衬里，和那张褪色的照片放在一起。
两个人一起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惨白的光照在他们身上。他们并排走着，肩膀之间隔着一掌的距离。经过技术科的时候，门开着，阿苗正在收拾东西，把笔记本电脑塞进包里，把充电线绕了几圈捆好。她看到他们从门口经过，加快了手上的动作，把包拉链一拉，拎起来就跟上了。
“陆队，我坐您的车。”
“嗯。”
三个人下了楼。陆沉舟开车，江临坐副驾驶，阿苗坐后排。车驶出市局大门，汇入早高峰的车流。海滨城三月的早晨还是很冷，车窗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雨刷器刮了一下，刮出一片扇形的、透明的区域。从那片区域看出去，能看到前方的路，能看到路两边那些正在发芽的法桐，能看到远处那根灰白色的、在晨雾中若隐若现的大烟囱。那个方向是城西，老城区，有很多六七十年代建的工厂，大部分已经倒闭了，厂房闲置着，有的租出去做了仓库，有的就那么空着，等拆。
阿苗在后座把笔记本电脑打开了，屏幕的蓝光照在她脸上。她的手指在触摸板上滑动，调出了一份文档。“死者叫陈志远，男，四十三岁，无固定职业。有两次盗窃前科，一次故意伤害，判了三年，去年刚出来。独居，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都在老家。”
陆沉舟的手在方向盘上收紧了一些，又松开了。“和沈鹤亭有没有关联？”
“还在查。目前没有发现直接关联。但死者身上的符号，和沈鹤亭日记里描述的‘校长’标记完全一致。符号刻在死者后颈，位置和‘血色盛夏’受害者的针孔位置重合。刻痕深度约两毫米，工具推测是手术刀或类似的锋利器械。死因是机械性窒息，和前六起一样。但没有针孔，没有药物。”
江临的手指在膝盖上蜷了一下。“手法变了。”
“手法变了，内核没变。”陆沉舟的声音从驾驶座传过来，不高不低。“还是在完成一个仪式。之前是用针孔，现在是用刻刀。之前是注射药物，现在是直接切割。之前是把受害者变成祭品，现在是把受害者变成画布。”
车拐进了一条窄路。路两边是成片的低矮厂房，红砖墙体，拱形屋顶，墙面上爬满了枯藤。有些厂房的窗户碎了，用木板钉死了，木板上被人用喷漆写了字，有的写着“拆”，有的写着“出租”，有的写着一个看不懂的符号。车在一扇铁门前停了下来。铁门是银灰色的，漆面斑驳，门上的锁已经打开了，锁链垂在地上。警戒线已经拉好了，黄色的塑料布在风中抖动，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陆沉舟下了车，弯腰钻过警戒带。江临跟在他后面，阿苗抱着笔记本电脑跟在最后面。三个人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厂区里回响，一下，两下，三下，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来，往同一个方向去。
厂房里面很大，挑高很高，头顶是裸露的钢架结构，阳光从破碎的天窗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块一块不规则的、明亮的四边形。地面是水泥的，积了厚厚一层灰，灰尘上有新鲜的脚印，是技术组的人留下的。老周蹲在尸体旁边，勘查箱打开着，里面的工具整整齐齐地排成一排。他没有穿那件常穿的军绿色大衣，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拉链拉到最上面。他的鼻子冻得通红，眼眶下面的皮肤发紫。
老韩站在老周旁边，手里端着那个搪瓷缸，缸子里的茶冒着热气。他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有几根翘在头顶，像一个被风吹歪了的鸟窝。他看着陆沉舟走过来，用下巴朝尸体的方向点了一下。“你自己看。”
陆沉舟蹲下来。死者是一个中年男人，四十出头，短发，方脸，嘴唇发紫，脸色发青。他的双手被绑在身后，用的是白色的尼龙扎带，和“血色盛夏”的受害者一样。他跪在地上，上半身前倾，额头触地。后颈的皮肤上刻着一个符号——圆圈，横线，两端向下弯。符号的边缘皮肤发红，肿胀，切口处有暗红色的、干涸的血迹。
老周翻开记录本，念得很快：“死亡时间大约十到十二小时前，昨晚八点到十点之间。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气管和肺部没有异物，颈部没有勒痕。和之前一样，膈肌痉挛导致的呼吸抑制。没有检测到药物残留，没有针孔。死因相同，手段不同。”
“刻痕呢？”
“工具推测是手术刀或类似的锋利器械，刃口宽度约一厘米。刻痕深度均匀，没有犹豫的痕迹。手法很专业，懂解剖，知道下刀的深度不会致命。他要的不是他的命，是那个符号。命是顺带的。”
陆沉舟站起来，退了一步。他看着那个符号，看着那个圆圈，那条横线，那两个向下弯的端点。他的手指在口袋里攥着那枚公寓的钥匙，齿槽硌着他的掌心。“他在宣誓。”
老韩看着他。“宣誓什么？”
“他在说，他回来了。沈鹤亭死了，他没有死。沈鹤亭的实验结束了，他的实验刚刚开始。”
老韩把那根烟从耳朵上取下来，叼在嘴里，没有点。他看着那个符号，看了很久。“这个案子，可能比‘血色盛夏’更大。”
陆沉舟看着他。“那就继续查。”
江临站在他旁边，双手插在冲锋衣口袋里。他的目光从那个符号上移开，落在陆沉舟的侧脸上，落在他额头上那道淡粉色的、微微凸起的疤痕上。“这一次，我们并肩作战。”
陆沉舟转过头看着他。晨光从天窗照进来，落在江临的脸上，把那双浅褐色的眼睛照得发亮。那亮不是灯光的反射，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像一盏被调到了最暗、但你知道它随时可以亮起来的灯。
“一直如此。”
两个人的目光在那道从天窗落下来的光柱中相遇了。光柱里有灰尘在浮动，那些细小的、灰白色的颗粒在他们之间缓缓地、无声地飘着，像一场很小很小的、永远不会停的雪。
陆沉舟第一个走出了厂房。他的脚步很稳，踩在碎石路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江临跟在他后面，阿苗跟在最后面。三个人走回铁门的时候，阿苗的脚步慢了一下。她看着前面那两个背影，看着陆沉舟的黑色夹克和江临的深蓝色冲锋衣并排走在一起的画面。阳光从东边照过来，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两个影子靠得很近，肩膀之间那道缝隙窄到几乎看不见。她的嘴角翘了起来，翘得很高。她小声说了一句。
“好配。”
老韩从她身后走过来。他听到了那两个字，他的脚步没有停，但他的嘴角有一个非常细微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弧度。他瞪了阿苗一眼，那一眼不重，像是做做样子。阿苗缩了一下脖子，但没有把笑容收回去。老韩从她身边走过去了，走了几步，他的嘴角那个弧度还在。
阿苗把那两个字咽回去了，但她把它们收进了一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地方。她加快脚步，跟上了前面那两个人。
厂房外面，技术组的人正在忙碌。有人在拍照，闪光灯一下一下地亮着，把灰白色的厂房照得雪白。有人在提取脚印，用静电吸附仪在地面上来回移动。有人在封装物证，把那些装在透明塑料袋里的东西一个一个地放进纸箱。小刘站在铁门旁边，手里拿着记录本，本子上已经写了好几页。他看到陆沉舟出来，合上了本子。
“陆队，周边监控调了，正在看。走访组已经开始排查死者的人际关系了。目前没有发现他和‘血色盛夏’的关联。”
“继续查。从他服刑期间的接触对象查起，从他出狱后的落脚点查起，从他手机通讯录里的每一个号码查起。”
小刘在本子上记着。“是。”
回到市局已经是下午了。陆沉舟坐在自己的工位上，面前摊着陈志远的尸检报告和现场勘查记录。他把两份文件并排放在一起，一行一行地对照。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食指、中指、无名指，轮流抬起、落下，敲着那首曲子的节奏。那节奏从第十三小节开始，到第二十小节结束，然后又从头开始。
江临坐在他旁边，也在看文件。他把陈志远的照片一张一张地排开，从远景到近景，从整体到局部。他把那张后颈刻痕的特写抽出来，放在最上面。他看着那个符号，看着那个圆圈，那条横线，那两个向下弯的端点。他的手指在照片的边缘上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摩挲着。
“沈鹤亭的日记里，写过这个符号的意义。”他的声音很低。“他说，圆圈代表封闭，横线代表阻隔，向下弯的端点代表坠落。合在一起的意思是——没有出口。你进来了，就出不去了。”
陆沉舟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他是刻给谁看的？”
“刻给所有人看。刻给受害者看，刻给我们看，刻给这座城市看。他在说，这里是我的地盘。你们在我的地盘里，我让你们进来，你们才能进来。我不让你们出去，你们就出不去。”
老韩站在门口，端着那个搪瓷缸。他没有敲门，就那么站着，看着办公室里两个人并排坐着的背影。“像不像？”他没有头没有尾地问了这么一句。
阿苗从走廊里探出头。“像什么？”
老韩没有回答。他端着搪瓷缸走进去了，把那本黑色牛皮日记的复印件放在陆沉舟的桌上，翻开到用红笔做了记号的那一页。
“沈鹤亭在日记里提到过一个人。没有写名字，只写了四个字——‘他会来’。”
陆沉舟看着那一页。“他会来？”
“沈鹤亭写这个的时候，是二〇〇五年七月。林屿失踪的那个月。他知道会有人来找他。他知道来找他的人，不是警察，不是林屿的家人，是另一个人。他没有写那个人是谁，但他在日记里反复用了同一个词来形容那个人——‘像’。”
“像什么？”
“像他自己。他说那个人和他一样，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能做出常人做不出的选择，能在黑暗中看清方向。他说那个人比他更年轻，比他更有耐心，比他更懂得等待。他说那个人在等他犯错。他在日记里写，他不会犯错。但他犯了。他死了。那个人还活着。”
办公室里安静了。安静到能听到墙上那台挂钟的秒针在跳，一下，一下，一下。陆沉舟看着日记上那四个字——“他会来”。他的手指在那四个字上停了一下。“‘校长’。”
老韩点了点头。“‘校长’。”
江临从工位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天从浅蓝变成了深蓝，从深蓝变成了灰黑色。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落在窗台上，落在那盆阿苗送的多肉植物上。那盆多肉是上个月她搬来的，说放在电脑旁边可以防辐射。他把它从窗台的一端挪到另一端，让那道光落在它的叶片上。他看了一会儿那盆多肉，转过身。
“我们会找到他的。”
陆沉舟看着他。那盏路灯的光从窗外涌进来，落在江临的肩上，把他的半边身体照成了橘黄色。另外半边藏在阴影里。那道明暗分界线从他的肩窝开始，经过他的胸口，经过他的腰，经过他的大腿，把整个人分成了两半。一半在光里，一半在影中。他的眼睛里有路灯的光，橘黄色的，暖的。
“一起。”
江临的嘴角弯了一下。那弧度不大，是那种一个人在听到一个他已经知道答案、但还是要再听一遍的问题时，得到了和预期完全一致的答案时会露出的那种笑。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枚钥匙。钥匙的齿槽在他的指腹下划过，一道一道的，像一条很小很小的、被压扁了的山脉。他把它握在手心里。
阿苗从走廊里跑过来，手里拿着一沓刚刚打印出来的文件。她的脚步声很快，快到声控灯一盏一盏地亮起，像一串被点燃的鞭炮。她跑到办公室门口，没有敲门，直接进来了。“陆队，江顾问，我查到了。陈志远在服刑期间，有一个狱友。那个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开记录里，但我在监狱的访客登记簿上找到了一个名字。那个人每个月都去探望他，用了不同的化名，但签名的笔迹是一样的。”
她把文件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一行手写的签名。那行签名的笔画工整，横平竖直，没有连笔，没有潦草的省略。写“一”的时候起笔和收笔都有顿笔，像一个人在写毛笔字。写“个”的时候那一竖写得很直，像用尺子比着画的。
和沈鹤亭的字一模一样。
陆沉舟的手指在那行签名上停了一下。“那个人还活着。他还在。他一直在。”
江临从窗前走回来，站在陆沉舟的工位旁边。他看着那行签名，看着那些和沈鹤亭一模一样的笔画。他伸出手，把那张纸从桌上拿起来，对着灯光看了一眼。光透过纸张，把背面的笔痕照了出来——那些字的背面是凹进去的，是写字的人用力太大，笔尖在纸面上留下的沟壑。他的指腹在那些沟壑上慢慢地、一下一下地移动着。
“他的字比沈鹤亭的更用力。”
陆沉舟看着他。“你连这个都看得出来。”
“看多了就看出来了。”
江临把那张纸放回桌上，把手指收回来，插进口袋里。那枚钥匙在他的掌心里，被他的体温捂得温热。
墙上的挂钟指向了六点。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办公室里的人陆续走了，小刘走的时候把灯关了一半，只留了陆沉舟和江临头顶的那一排。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着，光很白，很亮，把两张并排的工位照得没有一丝阴影。陆沉舟靠在椅背上，把棒棒糖从嘴里拿出来，塑料棍上还沾着糖渣。他看着墙上那块白板，那块写满了名字和日期和箭头的白板。“血色盛夏”的受害者照片贴在白板的左边，一张一张的，黑白的，泛黄的，有些人的脸已经模糊了，看不清五官，只有轮廓还在。沈鹤亭的照片贴在右边，是从那张黑白证件照上放大复印的，银框眼镜，浅色眼睛，微微上扬的嘴角。
江临站在白板前面，面对着那些照片。他的目光从左边移到右边，从那些受害者的脸移到沈鹤亭的脸，从沈鹤亭的脸移到一个空白的、还没有贴任何东西的位置。那个位置在白板的正中央，比其他的照片都高出一截，像一个还没有人坐上去的王座。
陆沉舟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站在江临旁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不是棒棒糖，不是钥匙，是一张照片。八寸的，彩色的，拍的是沈鹤亭车窗玻璃上那个用血画的符号。他用一枚图钉把照片钉在了白板正中央那个空白的、高出一截的位置上。图钉穿过相纸的声音很轻，噗的一声，像一个人在很小声地叹气。
“还差一个‘校长’。”
江临看着那张照片，看着那个红色的符号。“我们会找到他的。”
陆沉舟把那根棒棒糖的塑料棍从嘴里拿出来，放在白板的凹槽里，和那些马克笔并排摆着。“一起。”
江临看着那根塑料棍，白色的，细细的，上面还残留着一点糖渣。他伸出手，把那根塑料棍从凹槽里拿起来，捏在手指间，看了一会儿。这是他见过的第二根了，第一根是他自己在海边含完的那根，塞在口袋里，和那些东西放在一起。这一根是陆沉舟的。他把塑料棍放回去了。放的位置不是凹槽的正中央，是偏左的那一边，靠着他自己的方向。
陆沉舟看着他把塑料棍放在靠左的位置。他的嘴角有一个非常细微的弧度。他从抽屉里拿出那罐可可粉，舀了一勺，放进江临那个已经凉了的杯子里，用热水冲开，用筷子搅匀。他把杯子端到江临的桌上，放在键盘的左边，鼠标的右边。
江临看着那杯热可可，看着可可粉在热水表面慢慢下沉的过程。那些棕色的粉末在液面上打着旋，一圈一圈的，从中心向四周扩散，像一朵正在绽放的、棕色的花。他把它端起来，喝了一口。可可的温度刚好，不烫不凉。可可的甜度刚好，不浓不淡。
窗外的路灯还亮着。对面那栋楼的窗户里亮着灯，四楼左边第二个窗户，窗帘没有拉，灯亮着。那盏灯每天晚上都会亮，从他搬进翠屏路十七号的那一天起，那盏灯就没有灭过。他知道那不是他忘了关，是他故意留着的。他留着那盏灯，等他回去。
陆沉舟也看到了那盏灯。他的目光穿过窗户，穿过那片橘黄色的、温暖的、不真实的光，落在那扇没有拉窗帘的窗户上。那盏灯在四楼左边第二个窗户里亮着，像一颗被钉在黑色天鹅绒上的、不会坠落的星星。他把棒棒糖的糖纸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塑料棍还放在白板的凹槽里，靠左的位置。
江临把他的名字写在白板的右下角，用黑色马克笔，字迹工整，笔画干净，捺末端的弧度清晰。他写完之后，把马克笔放回凹槽，放在那根塑料棍的旁边。陆沉舟拿起红色马克笔，在他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圈。红圈套着黑色的字，像一轮很小的、正在升起的太阳。
阿苗站在门口，没有进来。她看着白板上那两个名字，看着那个红圈，看着那根放在凹槽里的、靠左的塑料棍。她的眼眶红了。她没有进去，没有拍照，没有在群里发任何消息。她转过身，轻轻带上了门，走了。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惨白的光照在她身上。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和之前每一次一样，轻的，快的，带着一种年轻人特有的那种充满弹性的节奏。
她的嘴角翘得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