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蘅走到画架旁边，把上面盖的布掀开。
画架上不是之前的苹果，是一束干枯的莲蓬，插在一只灰蓝色的陶罐里，莲蓬低着头，干裂的莲子从孔洞里探出半个脑袋，旁边还摆着一只掉了漆的铁皮壶，壶嘴缺了一块。
“画这个。”赵蘅说。
余秋邑看着那堆东西，莲蓬、陶罐、破壶，三个东西挤在一起，比他之前画的苹果复杂十倍，“……我可能画不了这个。”
“画不了也得画，你都学了一个月了，不能天天画苹果，苹果会腻，你也会腻。”赵蘅调整了一下灯光角度，光线落在莲蓬上，把那些干裂的纹路照得更清楚，“画吧，画成什么样算什么样。”
余秋邑坐下来，拿起铅笔。
他先画陶罐，画了几笔，觉得不对，擦了，再画了几笔莲蓬，觉得不对又擦了，纸上留下一片灰扑扑的痕迹。
他盯着那片灰看了几秒，把纸翻过去，重新画。
赵蘅没过来看，她在旁边的画架上画自己的，画笔在纸上沙沙地响，节奏不紧不慢。
赭石从藤椅上跳下来，走到余秋邑脚边，趴在他旁边的地板上，尾巴有一搭没一搭地甩着。
余秋邑画了二十分钟，最后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画不下去了？”赵蘅没回头。
余秋邑点点头。
“那就歇一会儿，歇完了再画，画不完不许走。”她把画笔在水桶里涮了涮，“你今天心不静。”
她把画笔搁在调色盘上，转过身看他，“从你进门我就看出来了。感情问题？”
余秋邑微微失神，“什么？”
“你脸上写着，一进门就写着，眉头皱着，嘴角往下，眼睛看东西不聚焦，标准的感情问题，是吵架了还是分手了？”
“……没吵架，也没分手。”
“那是为什么？”
余秋邑低下头看自己那幅画了一半的画，“他在忙，公司出了点事，网上在骂他，我帮不上忙。”
“你帮他什么忙？你是画画的，又不是开公司的。你以为感情是什么？两个人绑在一起，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那不是感情，那是连体婴儿。”
余秋邑抬起头看她，赵蘅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点，外面的天灰蒙蒙的，雪已经停了，云层还是很厚。
“我年轻的时候，”她说，“追我的人能从这儿排到东四，有画画的，有写诗的，有开画廊的，还有一个搞建筑的，说要给我盖一栋房子，画了三十几张设计图，每一张都不一样。”
她的背影被窗外的光照出一圈灰白色的边。
“后来呢？”
“后来我一个都没选。”赵蘅转过身，靠在窗台上，“那个画画的，画得太差，我瞧不上。写诗的那个，诗写得还行，但人太瘦，风一吹就倒。开画廊的，有钱，但太吵，跟他说话像跟市场管理员说话，搞建筑的那个——”她想了想，“人挺好的，房子也设计得好，但他想结婚。”
余秋邑等着她说下去，赵蘅走回画架旁边，拿起画笔。
“他想结婚，我不想，他说那就算了，我说行，然后就算了。”她蘸了一点颜料，在纸上画了一笔，“后来他找了个想结婚的人，生了两个孩子，现在孙子都有了。前几年在路上碰见，他推着婴儿车，里面坐着他孙子，看见我，愣了一下，说赵蘅，你还是老样子，我说你也还是老样子，就是胖了，他笑了半天，推着婴儿车走了。
“您后悔吗？”余秋邑问。
赵蘅的笔停了一下，“后悔什么？后悔没跟他结婚？没有，结了婚就不是我了，我会变成他的太太，孩子的妈妈，一栋大房子的女主人，每天做饭，带孩子，等他回家，那不是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是——一个人，两只猫，画画。高兴了画，不高兴了也画，画到半夜没人管，睡到中午没人催，想吃什么吃什么，不想吃就不吃，谁都不用伺候。”
她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赭石，又看了一眼书架顶上的群青，“当然，这两只是要伺候的，但它们比人好伺候，给吃的就行，不给吃的也不闹，就看着你，看到你给为止，不像人，人要的东西太多了。”
“赵老师，您不觉得一个人，会孤单吗？”
窗外的光照在赵蘅脸上，把她的皱纹照得很清楚，她说：“孤单是人的底色，跟几个人没关系，你一个人待着，会孤单，你跟一个人在一起，还是会孤单，区别是你跟谁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孤单，是可以忍受的。”
“所以，你现在这个感情问题，不是帮他忙的问题，是他忙他的，你能不能忍受的问题，是他不在的时候，你能不能自己画完这堆莲蓬的问题。”她用笔尖点了点画架上那束干枯的莲蓬。
“他忙完了会回来。他回不回来，跟你帮不帮忙没关系，跟他想不想回来有关系。”
余秋邑若有所思地拿起笔继续画。赵蘅没再说话，走回去画自己的。
下课的时候，余秋邑把那幅画从画架上取下来放在赵蘅面前的桌上。
“下周来的时候，我要看到进步。”赵蘅说。
“好。”
“还有，”赵蘅把老花镜戴上，看了一眼那幅画，“你那个感情问题，不用解决，解决不了，等就行了，等他忙完，等他回来，等他自己告诉你。”她把画翻过来，空白的背面朝上，“等的时候，画画完了，他就回来了。”
走到门口时，赵蘅叫住他。
“秋邑，那个搞建筑的，后来碰见我，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赵蘅，你这个人，谁都不选，其实选了自己，你也是，你选了他，也是选了自己，不用帮什么忙，你在这儿画画，就是帮忙。”
余秋邑站在走廊里往回看，赵老师身后的客厅亮着灯，画架上那束干枯的莲蓬在灯光下投出一片歪歪扭扭的影子。
“赵老师，下周我带画好的莲蓬来。”
“带不来就别来了。”
回到住处时，乔一谯已经在客厅等了许久。
“看新闻了？”
余秋邑点头，“周明睿怎么说？”
“该准备的都准备了，证据，材料，律师。”乔一谯垂眸扫过茶几上摊开的文件，“她在里面蹲了几年，出来之后一直没消停，这次找了新的律师团队，专门打遗产官司的，胜率很高。”
“胜率很高？”余秋邑转过头看他，眉峰微蹙，“你觉得她会赢？”
乔一谯把茶几上的手机拿起来，按亮屏幕，目光冷然扫过那条刺眼的新闻标题，指尖一顿，又面无表情地按灭，随手丢回桌面。
“她请的那个律师，姓郑，专门打遗产官司，从业二十年，没输过。”
“那你——”
“我也没打算输，但这场官司，不是她打不打的问题，是她必须打。”
乔一谯微微倾身，手肘抵在膝盖上，双手交握，“她这些年，小动作没断过，找媒体，买水军，在公司安插人，我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她翻不起什么浪。”
他顿了顿，喉结轻滚，声音沉了几分，“但翻不起浪的人，会在你脚下一直搅，虽然不疼，但会烦，烦到一定程度，你就会分心，分心就会出错。”
“所以你是故意让她闹大的？”
“不是故意让她闹大，是等她闹大。她这些年，手里一直攥着一份东西，不是什么证据，是舆论，她知道自己赢不了官司，但她能赢别的东西，名声，信任，公司的股价，这些东西不需要法庭判，只需要有人信。”
他们不知道真相，他们不需要真相，他们只需要一个故事。
一个好人的堕落，一个有钱人的丑闻，一个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指点点的靶子。
这个故事里，乔一谯是反派，继母是受害者，而他则是那个来路不明的注脚，用来证明反派有多么不堪。
“那你想怎么办？”余秋邑抬眼问。
“让她打，让她把所有东西都亮出来，证据，证人，说辞，全都亮出来，她亮完了，就该我了。”
“你有证据？”
“有，她这些年，每一步都留下了痕迹，转账记录、邮件往来、和律师的会面记录、买水军的合同，她以为自己做得干净，但干净不是她这种人能做到的，她一边贪，一边怕，一边出手，一边缩手，留下的都是半截的尾巴，我们一条一条地捋，捋了两年，终于捋成一根绳子。”
“够了吗？”
“够把她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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