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穿着绿色手术服的医生推着一辆转运床冲出来，后面跟着一个护士，手里举着输液架。
“是救援队来的人？”
“对！”
医生看了一眼后座里的多吉，脸色变了。
“血压？”
“没量。”
“心率？”
“摸着一百八以上，呼吸不规则，体温摸起来至少四十度，左肩粉碎性骨折合并皮下大范围出血，后脑勺有一道两公分裂伤，腿上——”
次旦一口气说完，语速快得像在背病历。
医生没多问。
他拉开后座车门，和扎西一起把多吉从车里抬出来。
多吉的身体被搬动的时候，头往后仰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声极其微弱的呻吟。
那是从上车到现在，他发出的唯一一个像声音的声音。
转运床的轮子碾过地砖，发出急促的咕噜声。
多吉被推进急诊科的大门。
次旦跟在后面走了两步，然后停下来。
他站在急诊科门口，看着那扇自动门在眼前关上。
门上贴着几个褪色的字——“急救通道，请勿堵塞”。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手指上还沾着多吉后脑勺上的血，已经干了，变成暗褐色的薄片，贴在指纹的纹路里。
他把手在裤子上蹭了一下，没蹭掉。
扎西站在他旁边，气喘得很重，像刚跑完一个五公里。
两个人站在急诊科门口，谁都没说话。
自动门又开了。
刚才那个护士探出头来：“家属先在外面等，有消息我叫你们。”
门又关上了。
走廊里的灯光从门缝里漏出来，在脚前的地砖上切出一条细细的白线。
扎西蹲下来，双手撑着膝盖，低着头。
次旦靠在墙上，仰着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忽明忽暗的日光灯。
灯管两端发黑，中间的光也带着一种病态的青白色，像随时会灭掉。
过了很久。
也可能是几分钟，也可能是半个小时。
次旦开口了。
“你就由着他胡来？”
扎西没抬头。
“我不知道这件事。如果我知道，我会阻止他的。”
“如果他出事了，我不会原谅你的。”
“嗯。”
沉默又落下来。
走廊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急诊科里面传来的声音——脚步声、金属器械碰撞的声音、心电监护的滴滴声，还有谁在喊“血压七十六十，准备多巴胺”。
次旦闭上眼睛。
他想起多吉在冰缝里说的那句话。
“不差这几秒。”
现在，在急诊科的走廊上，每一秒都变得很重要了。
走廊尽头的窗户外，天边泛起了一线极淡的灰白色。
天快亮了。
自动门上的玻璃映出那线光，细细的，像一道刚裂开的缝。
次旦盯着那道光，一动不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
门开了。
一个年轻医生走出来，手里是一沓检查单，白大褂袖口沾上一点碘伏的黄色。
看起来不到三十岁，头发被帽子压出了一个印子。
“你们是家属？”
次旦站直了身体。
“队友。”
医生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蹲在地上的扎西，把手里的单子翻了一页。
“病人叫多吉？”
“对。”
“左肩粉碎性骨折，肩胛骨和锁骨都有碎块，皮下血管破裂导致的广泛内出血，目前还在渗。腿上伤口出现大面积死肉，后脑有一道两公分的裂伤，已经清创缝合了。体温四十度二，心率一百九十三，血压八十六十，呼吸不规则。”
他一口气报完，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清单。
次旦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需要手术。”医生说，“骨折的地方需要切开复位，把碎骨取出来或者固定住，同时要找到出血点止血。皮下的血肿也要引流，不然压力会继续往上走，压迫到血管和神经。”
次旦点头。
“那就做。”
医生沉默了一下。
“问题是，”他说，“我们医院现在没有能做这个手术的医生。”
次旦的眉头皱了一下。
“什么意思？”
“左肩这个位置的粉碎性骨折，加上大范围的血管损伤，需要创伤骨科和血管外科联合做。”医生的声音还是很平，但语速慢了一点，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我们医院骨科能做常规的骨折手术，但这种程度的……”
他停顿一下。
“整个拉萨，现在没有医生能做这个级别的手术。”
走廊里安静下来。
日光灯又暗了一下。
扎西慢慢站起来，膝盖发出咔嚓一声响。
“什么叫没有医生？”他的声音很低，低得像是从喉咙里磨出来的。
医生看了他一眼，没有回避。
“自治区人民医院的骨科主任上个月退休了，新主任还没到岗。军区总医院的创伤中心在改造，手术室停用到下个月。我们医院能主刀这种手术的医生，目前有三个——”
他竖起手指。
“一个在内地进修，一个休产假，还有一个——”
他停了一下。
“去年走了。”
扎西盯着他。
“走了？”
“援藏期满，回了成都。”
扎西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次旦把话接过去。
“最近的能做这个手术的医院在哪？”
医生想了想。
“成都。华西或者省人民医院。”
次旦闭上眼睛。
成都。
一千二百公里。
开车十六个小时。
飞机——
他睁开眼睛。
“飞机呢？”
“最早一班是早上八点。”医生说，“但病人目前的情况，上不了飞机。血压不稳定，心率接近两百，体温还在往上走。机舱加压的时候，随时可能出事。”
次旦的手攥紧了。
指甲掐进掌心，疼，但他没松开。
“那就在这儿等着？”
医生没说话。
他的沉默就是答案。
次旦转身走到走廊另一头，背对着扎西和那个医生。
他看着走廊尽头的窗户。
窗户外面的天还是黑的，玻璃上只映出走廊里的灯光——白惨惨的日光灯，和墙上一块“禁止吸烟”的牌子。
他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掏出手机。
扎西在身后叫他：“你打给谁？”
次旦没回答。
他翻到通话记录，找到——纪旭的号码。
按下拨出键。
嘟——嘟——嘟——
每一声都拖得很长，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
第三声，接了。
“怎么了？”纪旭的含糊，声音里还有被打扰到睡觉的不耐烦。
次旦没回答他的问题。
“纪旭。”
“嗯？”
“多吉出事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
安静了大概五秒。
然后纪旭说：“什么？。”
“多吉左肩粉碎性骨折，血管损伤，皮下还在出血。体温四十度，心率快两百，血压在往下掉。医生说整个拉萨现在没有医生能做这个级别的手术。”
次旦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平得像在念一份死亡通知。
他停下来。
然后又说了一句。
“他撑不到成都。”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
这次安静得更久。
久到次旦以为信号断了。
“在哪里？”
“自治区人民医院。”
“好，我知道了。”
电话挂了。
次旦看着屏幕上“通话结束”四个字，站了很久。
他走回去的时候，扎西正站在急诊科门口，透过门上的玻璃往里面看。
里面什么也看不见——门上的玻璃是磨砂的，只能看见模糊的人影在移动，和心电监护上那条绿色的波形，一闪一闪的。
“他是谁？”扎西没回头。
“能救命的人。。”
“这么相信他？”
“他会有办法。”
扎西终于转过头来。他的眼睛红红的。
“那他打给谁？”
次旦没回答。
他不知道纪旭会打给谁。
他只知道纪旭刚才说“我知道了”，他和纪旭了解不深，但从他和顾衡的行为习惯，和衣食住行能看出来，他们很有钱，很有钱，有钱到他们这些人救一辈子的人都赚不到。
走廊里安静下来。
日光灯又暗了一下。
次旦看了一眼墙上的钟。
凌晨三点十七分。
窗外还是黑的。
但走廊尽头的那扇窗户上，玻璃开始泛出一层极淡的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