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城城南有一片老厂区。八十年代建的，九十年代关了，闲置了三十多年。铁门锈成了褐色，墙上的爬山虎盖住了大半。院子里长满了草，齐腰深，绿得发黑，像一大片不会流动的海。
厂房的窗户全碎了，玻璃渣子落了一地，在阳光下像一地碎掉的星星。没有人来，没有人管，没有人记得这里曾经生产过什么东西。它成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被城市遗忘的角落，被所有人遗忘的角落。
赵小刀是在早上七点接到报警电话的。有人在老厂区发现了一具尸体。报案的是附近的拾荒者，姓刘，六十多岁，每天来这片翻废铁。
他说他今天走到二号车间的时候，闻到一股味，不是铁锈味，不是霉味，不是那种废厂区惯有的气味。
是另一种，更重，更黏，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角落里腐烂了很久。他循着味走过去，看到一个人躺在车间的角落里，蜷着身子，面朝墙。他没有走近，他跑出去报了警。
江余到的时候，警戒线已经拉起来了。蓝白色的带子在晨风中一飘一飘的，和翠屏路那次一样，和翠屏山那次一样，和每一次一样。
赵小刀站在二号车间门口，手里拿着笔记本，脸色很白。她跟了江余这么久，见过很多尸体，但这一次不太一样。不是尸体本身不一样，是她知道这个人是谁。
“死者叫何远，五十二岁，城南旧货市场的老板。”赵小刀翻开笔记本，声音压得很低。“他是张明的老相识。张明在临川的时候，和他是朋友。张明死后，何远来东城替他收过东西。”
江余蹲在死者旁边，看着那张脸。瘦，颧骨高，眼眶深，皮肤是青灰色的。嘴唇上没有口红，脖子上没有勒痕，手里没有攥着任何东西。
和之前所有的案子都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何远不是被杀的，是自杀。他手里握着一把刀，刀尖插在自己胸口，位置精准——第四肋间隙，锁骨中线内侧，心脏的位置。和温远山死的时候一个姿势，同一个位置，同一把刀。
赵小刀翻到笔记本的下一页。
“何远的胸口有一张纸条。压在刀柄下面的，纸已经被血浸透了，但还能看清字。上面写着——‘我知道是谁杀了张明’。”
江余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弹了一下。张明。临川市公安局法医，陆沉舟的帮凶，翠屏山公墓管理处11号寄存柜的主人。
他死了很久了，在衣柜里，握着手术刀，坐在那里，等江余来找他。
他等了很久，等到江余来了，等到他死了，等到何远死了，等到有人替他把那句话说了出来——“我知道是谁杀了张明。”不是替他说，是替另一个说。另一个已经走了，何远替他说的。
沈渡站在车间门口，没有进来。他的目光落在车间墙壁上的一个符号上。不是圆圈套三角形，不是圆和泪。是一个字，用红漆喷在墙上，字迹很新，像是刚喷上去的。
“张。”
江余站起来，走到沈渡旁边，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个“张”字在灰白色的墙上格外刺眼，红色的，像一道没有愈合的、不会结痂的伤口。
“张明的张。”江余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有人把张明留在这个车间里了。不是尸体，是名字。他的名字在这里，在这面墙上，在这个车间里，在这个废了三十多年的厂区里。”
沈渡转过身，看着车间中央那台生了锈的机器。机器很大，占了车间的大半，上面落满了灰，灰下面还有油渍，油渍是黑色的，干透了，和铁锈长在了一起。
机器的底座上有一行字，用钢印打上去的——“临川机械厂，1988年”。临川的机器，从临川运来的，从张明活着的时候运来的。张明死了，机器还在，名字还在。
赵小刀从车间深处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用胶水粘得很紧。她没有拆，放在江余手里。
“在机器底座下面发现的。压在铁板底下，用油布包着。油布是新的，不是三十年前的。有人最近放进去的。”
江余拆开信封。里面是一沓照片，不是一个人的，是很多人的。张明，温远山，周志远，陆沉舟，温凝，温静，温鸢，白鸢，林深。
所有的名字都在照片上，所有的人都在这沓照片里，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地方——这间车间。他们站在一起，站在那台机器前面，站在那个“张”字下面。
他们看着镜头，有的人在笑，有的人没有。张明站在最中间，穿着一件白大褂，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像在给所有人开一场会。
最后一张照片，是张明和何远的合影。两个人站在那台机器前面，张明的手搭在何远肩上，何远的手搭在张明腰上。他们在笑，阳光很好，机器很新。
那是1988年，机器刚运来的时候，临川机械厂还在生产，张明还不是法医，何远还不是旧货市场的老板。他们还是朋友，还在同一个城市，还能一起站在机器前面拍一张合影。
江余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字迹是张明的：“临川机械厂，1988年夏。最后一台机器。运到东城。从此再也没有开过。”
沈渡站在他旁边，看着那行字。“机器没有开过。因为开机器的人死了。人死了，机器就不动了。三十年了，没有人碰过它。”
江余把照片放回信封，放进口袋。口袋里有很多东西了，又重了一点。
“赵小刀，查何远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他和张明在临川的关联。查这台机器的来源，是谁把它从临川运到东城的，为什么运过来，为什么闲置了三十年。”
赵小刀已经拿起电话了。
江余转身，走出车间。阳光从破碎的窗户涌进来，在空气中画出一道一道的金色的线。线很粗，很亮，落在灰尘上，灰尘在光里飞舞，像无数只很小很小的、不会落地的虫。
沈渡跟在后面。两个人走在废弃的厂区里，脚踩在碎石和落叶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铁门上的爬山虎在风中轻轻摇晃，叶子沙沙地响，像一个人在同另一个人说话。说什么？说三十年前的故事，说那台从临川运来的机器，说张明，说何远，说那个红色的“张”字。字还在，人走了。
江余走到厂区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二号车间的窗户像一只一只失明的眼睛，看着他们，不会眨眼。风吹过那些空荡荡的窗框，发出呜呜的声音，像一个人在哭。
“沈渡。”
“嗯。”
“这个案子，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是从1988年，从这台机器运到东城的那天开始的。张明在等，等了三十多年，等到了今天。”
沈渡站在他旁边，两个人并排，面朝那片废弃的厂区。
“他不是在等。他是在留。他把名字留在了墙上，把照片留在了机器下面，把何远留在了车间里。他留了这么多，不是等我们来找，是等我们看完。”
江余把口袋里的信封拿出来，攥在手里。信封装着照片，照片里的人都死了。一个不剩。所有的人都在那沓照片里，所有的人都走了。
风从车间深处吹出来，穿过破碎的窗户，穿过生了锈的机器，穿过那个红色的“张”字。风是凉的，凉的里面有一个名字。张明。他还在，在墙上，在照片里，在何远胸口的刀柄下面。
江余转身，朝停车的方向走去。沈渡跟在后面。两个人的脚步声在碎石路上交错，一重一轻，一前一后。风吹着他们，不紧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