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晖灿去北京，是出短差。
深圳市委办和北京一个对口部门有个联合调研项目，本来轮不到他，是师兄主动把名额让出来的。师兄把通知转发给他的时候，在微信上问了句：“想去？”
唐晖灿盯着屏幕上那两个字，打了“嗯”发过去。
师兄没再多说，在OA系统里把他的名字替换了上去。
从深圳飞北京那天，他只带了一个双肩包，两件换洗的衬衫，一条牛仔裤，充电器，刮胡刀。出短差不用带太多东西，调研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前后加起来不过五天。飞机起飞的时候深圳在下雨，云层很厚，不过山航还是照常起飞了。
机身穿过云层的时候颠簸了好几下。他靠在舷窗上，看着窗外翻滚的灰白色雾气，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安全带扣。旁边座位的一个中年男人正在翻报纸，窸窸窣窣的声音让他想起赵恩以前在鲁南办公室翻台账的样子，一页一页，很慢，很仔细，像是要把每个数字都吃进去。他闭上眼睛，把后脑勺抵在椅背上。
他不知道赵恩现在在哪？
赵恩好像就消失了，旧号码早就是空号，微信注销了，他打过赵恩原来在单位的座机，对方不清楚去了哪里。他没有再问，他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
在潮汕，死缠烂打叫“不要脸”，他妈教过他，做人要有骨气。可骨气和想念是两回事，骨气是白天撑给同事看的，想念是半夜一个人躺在这座城市的边沿，把手机里存着的那张老照片翻出来看了又看。
飞机落地的时候北京是个大晴天，干冷的风灌进廊桥，吹得他衬衫领口猎猎作响。他站在廊桥出口深吸了一口北京的空气，干燥、凛冽，和深圳那种潮湿黏腻的风完全不同。他把衬衫最上面的扣子系上，拎着双肩包走出首都机场。三天的调研会排得密不透风，从早到晚都在会议室里度过，北京同行的面孔换了一拨又一拨，每个人都在交换名片、交换微信号、交换客套的笑容。
他礼貌地应对着，收进来的名片塞满了名片夹。每一张他都看了，但没找到他想找的那个名字。散会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北京同行的负责人邀请他去吃饭，说附近有家涮羊肉不错。他婉拒了，说想自己走走。
他打车去了五环外。不是故意的，那个地址他存在手机里很久了，从赵恩还在北京的时候就在。他从来没有删过，也没有去过。今晚他忽然想去看看。
出租车穿过北京的晚高峰，车窗外的高楼大厦渐渐变成低矮的居民楼，路灯的光晕在深秋的薄雾里散成一团模糊的暖黄。司机是个老北京，一路跟他侃大山，从房价侃到雾霾，又问他是哪儿的人。他说潮汕。司机说潮汕人啊，那你们的牛肉丸好吃。他笑了笑，没有接话。
出租车停在小区门口。
他下了车，站在路边抬头看。
这是个很普通的老小区，灰扑扑的六层楼，外墙贴着的白色瓷砖已经泛黄，有几块脱落了露出底下的水泥。单元门开着，门禁早就坏了，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一盏，光线昏黄。他站在铁栅栏外面，抬头看六楼，那扇窗户暗着，窗帘拉了一半，窗台上什么都没有。没有花盆，没有晾晒的衣物，没有任何能证明有人生活在这里的痕迹。他不知道赵恩是什么时候搬走的，只是很确定，那个房间里没有人。
他只是站了一会儿，把手插在风衣口袋里，转身走了。
他不知道的是，他飞抵北京的当天，赵恩正好被派往新疆。
赵恩在北京的两年短期项目原本下个月到期，按计划他应该回济南，回到省发改委的办公室，回到那张朝北的办公桌后面，继续审项目报告、写初审意见，一切回到原点，就像这两年在北京发生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他没跟任何人说过，但他其实不想回去。济南有太多他扛不过去的记忆，那些记忆太沉了，沉到他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独自背回济南。
就在这时候，部里临时发了一个通知：赴新疆基层历练的名额，为期一年，面向在京短期项目人员开放，回来后可以直接留在北京转正式编制。科长把通知放在他桌上的时候没有多说话，只是用手指在文件上敲了敲，说你要是想去，我给你签字。
赵恩想了片刻。他还记得唐晖灿说过，“我过段时间去北京出差，你住在哪个区”。
他需要留在北京，因为他不知道唐晖灿还会不会来找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找到唐晖灿。但如果有一天那个人真的来了，他至少得还在这里。
他在文件上签了字。笔迹横平竖直，和他当年在鲁南工作手册扉页上写自己的名字时一模一样。
从北京飞乌鲁木齐那天，他不知道唐晖灿此刻正在飞往北京的航班上，两个人的航线在河北上空交叉而过，一个朝西北扎进干燥的戈壁，一个往东南落向湿润的平原。隔着几千米的高度和两层舷窗，他们谁也没有看见谁。
他在新疆的日子和在鲁南有些相似，走村入户，填表写报告，和当地干部一起蹲在地头啃馕，偶尔还要帮着调解牧民之间的草场纠纷。新疆的风比沂蒙山更硬，沙砾打在脸上生疼，他晒黑了，也瘦了，但站立的姿势没有变，腰背笔直，像一根钉进戈壁滩的桩。晚上回到宿舍，他偶尔会站在门口望一眼西北的夜空。这里的星星比北京多，密密麻麻铺满了整个天幕，银河从头顶横跨过去，亮得像一条碎钻铺成的河。他想起唐晖灿以前跟他说过，潮汕人信妈祖，出海之前要烧香祈福，回来之后也要还愿。他不知道在新疆的戈壁滩上看星星，算不算是一种祈福。他也不知道自己要还的愿还能不能还上。
唐晖灿在北京待了五天。最后一天下午，他特意比航班提早了三小时出门，绕路去了赵恩原来住的小区。
这一次他没有站在门口，而是上了楼。
六楼的楼道很暗，声控灯坏了一盏，另一盏忽明忽灭地闪着，空气里有股潮湿的灰泥味。
他站在那扇门前，普通的防盗门，漆面有些剥落，门框上贴着一张去年居委会发的防火通知。他抬手想敲门，手指悬在门板前面，悬了片刻。然后他把手放下来，转身走了。下楼的时候每一级台阶都踩得很慢，像是在数这一路走过来的每一步，从鲁南到济南，从济南到深圳，从深圳到北京，每一步都在追，每一步都差一点。
去机场的路上他没有回头，出租车收音机里放着天气预报，说明天北京晴。他想起鲁南第一场雪，赵恩站在他旁边，说“鲁南十一月该冷了”。
他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再来。他只是觉得，来过了。
虽然那个人不在，但他来了。他去过赵恩住过的楼，敲过那扇可能已经住着别人的门，这些事没有任何意义，但他需要把它们做完。做完之后他才觉得自己跟北京之间的那一根线还没有断。
新疆的冬天来得比想象中更早。
十月底，塔克拉玛干的边缘就落了霜。
赵恩所在的县城不大，一条主街从南到北不过两公里，街边种着白杨树，树干刷了半截白灰，叶子早在十月中旬就掉光了。他每天早上骑一辆从同事那里借来的自行车去办公室，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凝成一团雾。夜里雪下得紧的时候，能听见白杨树枝被压断的声音，清脆而短暂，像一个人的手指关节被捏响。他躺在床上听着那些声音，偶尔会想起沂蒙山的雪，他爹蹲在堂屋门口抽旱烟，烟灰落在雪地上，烫出一个个焦黄的小洞。
元旦那天他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老太太接得很快，说村里今年收成好，三叔家的儿子考上了省里的大学，村里的土地流转出去种蔬菜大棚，今年分红比去年多了三百。赵恩听着，偶尔应一句。说到最后老太太忽然沉默了。赵恩以为信号断了，把手机拿下来看了一眼，信号满格。他喂了一声，老太太在那边忽然说，“你三叔让我告诉你，手机里那个号码，他帮你存着。存在他那个旧手机里。你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给你。”赵恩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他没有哭出声。沂蒙山的男人哭不出声。他只是挂了电话之后在床沿上坐了很久，然后站起来，去卫生间用冷水洗了把脸。
终于，又一个春天来了。
全国基层治理经验交流会在广州召开。赵恩作为新疆基层历练干部的代表出席。他在签到处领了材料，站在会场外面等开场，走廊里的阳光从玻璃幕墙倾泻下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光洁的瓷砖地面上。
广州的春天又潮又闷，空气里弥漫着白玉兰和汽车尾气混在一起的甜腥味。他不习惯这种湿度，衬衫领口没到中午就潮了一层薄汗，但他还是把扣子系到了最上面那颗。他低着头翻手里的议程手册，翻到交流单位名单那一页的时候，手指忽然停住了。
深圳市委办公厅。参会代表：唐晖灿。
他盯着那三个字。
阳光从玻璃幕墙照进来，白纸上的黑字被照得发烫。他翻遍了前后几页想找深圳还有没有别的代表，心里跟自己说可能只是重名，可能唐晖灿换了项目没来，可能这名字印错了。他甚至在手机备忘录里打了“唐晖灿”三个字，又删了。但那个名字就安安静静地印在那里，和深圳的街道名挨在一起，像一道等了太久太久的回执。
他站在签到处旁边，周围的人来来往往，有人在握手寒暄，有人在交换名片，有人端着咖啡杯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他什么都听不见。
他只是低着头看着那三个字，曾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对着手机屏幕摩挲过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