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没有新的进展。李晓雨的社交关系排查了两轮，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联系。她不上网，不社交，不谈恋爱，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宿舍、图书馆、食堂三点一线。她像一杯白开水，透明到没有人会多看一眼。但正是这种透明，让她成为了一个完美的猎物——一个失踪三天都不会有人报警的人。
陆沉舟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天，翻来覆去地看那几份报告，什么都没看进去。傍晚六点，他把所有文件锁进抽屉，拿起车钥匙，走出了办公室。
他没有回家。他开上了通往城郊的高速公路。
海滨城的秋天天黑得早，六点半太阳就沉到了地平线以下。天空从西向东呈现出一种渐变的色彩——橘红、紫灰、深蓝，像一块被人用抹布擦过的调色板。高速公路两旁的树木在车窗外飞速后退，叶子已经黄了大半，在车灯的照射下泛着一层暗淡的金。
四十分钟后，他下了高速，拐进一条窄窄的水泥路。路两边的房子越来越矮，越来越旧，从楼房变成了平房，从平房变成了菜地。空气里有一股烧秸秆的味道，呛人又亲切。
他停在一栋灰白色的二层小楼前。
这是他的老家。他母亲在这里住了三十年，最后也是在这里走的。房子已经空了大半年，铁门上落了一层灰，门把手上有明显的锈迹。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是母亲亲手种的，现在挂满了橙红色的果实，没有人摘，熟透的柿子掉在地上，摔成一摊摊腐烂的甜浆。
陆沉舟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棒棒糖，橘子味的，剥开，塞进嘴里。糖分在舌尖化开，他的胃却紧了一下。这是他母亲去世后，他第一次回来。
他用钥匙打开铁门，锁芯很涩，转了三四下才开。门轴发出尖锐的吱呀声，像有人在哭。
院子里的杂草长到了膝盖，踩上去有一种潮湿的、绵软的触感。柿子树的叶子落了满地，覆盖在杂草上面，踩上去发出细碎的、清脆的碎裂声。风从北边吹来，穿过院子，穿过敞开的门，灌进屋里，带走了一些灰尘，也带走了一些看不见的东西。
屋里很暗。陆沉舟摸到墙上的开关，灯没有亮——电早就不通了。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白色的光柱扫过客厅、厨房、楼梯，灰尘在光柱中飞舞，像无数微小的幽灵。
客厅里的陈设还和母亲在世时一样。沙发上的碎花布罩洗得发白，角上有一块深色的污渍，是母亲最后那段时间打翻的中药。茶几上放着一副老花镜，镜片上落了厚厚的灰，但位置没有变过，好像她还坐在那里，随时会伸手去拿。
陆沉舟穿过客厅，上了二楼。木质的楼梯在他脚下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每一个台阶都在叫，像是在抱怨这个许久不来的主人。
二楼有三间房。一间是他母亲的卧室，一间是他的，一间是杂物间。他走进母亲的卧室，手机的光照在墙上。墙上挂着几张照片——他母亲年轻时的黑白照，他父亲去世前的一寸免冠照，他穿警服的第一天在局门口拍的纪念照。
还有一张合影。
在梳妆台的镜框里。镜框是木质的，边缘雕着简单的花纹，玻璃面上有一层薄薄的灰。里面有三个人。一个女人，两个少年。
陆沉舟站在梳妆台前，把手机放在台面上，光柱朝上，照亮了天花板。他拿起那个镜框，用袖子擦拭玻璃面上的灰尘。灰被抹开，露出三个人的脸。
他的母亲站在中间，穿着一件碎花衬衫，头发盘在脑后，笑得很温和。她左手搭在一个少年的肩膀上，那个少年十七岁，白色T恤，表情冷淡，眼神干净得像冬天的湖水。那是他自己。
他的右手搭在另一个少年的肩膀上。那个少年十五岁，比他矮半头，穿着一件印着卡通图案的T恤，笑得露出了缺了一颗的门牙。他的眼睛弯成两道月牙，脸颊上有一个浅浅的酒窝，手里抱着一瓶可乐。
林屿。
陆沉舟的手指停在镜框的玻璃面上，隔着那层薄薄的、擦不干净的灰尘，抚摸着少年的脸。触感是冷的、光滑的、坚硬的，和十五岁那年夏天的体温完全不同。那年夏天的林屿是热的，像一个行走的小太阳，走到哪里都带着一股可乐的甜味和钢琴的余音。
这张照片是林屿失踪前一个月拍的。
那天是陆沉舟的十七岁生日，母亲买了一个蛋糕，做了几个菜，叫林屿过来一起吃。林屿带了一瓶可乐和一个礼物——一本肖邦的钢琴曲谱，和第一次见面时送的那本一模一样，但这一本不是旧的，是新的，扉页上写着一行字：“沉舟哥，生日快乐。等我成了钢琴家，第一首曲子弹给你听。——林屿”
陆沉舟到现在还记得那行字的笔迹。林屿的字写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每一个字都像在纸上挣扎着站起来。但那个“林”字的最后一笔总是拉得很长，像一条不肯收尾的尾巴。
他记得自己当时看了看那行字，又看了看林屿缺了门牙的笑脸，然后把谱子放在桌上，说：“等你长出门牙再说。”
林屿笑着踢了他一脚。
那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玩笑。
一个月后，林屿在那条巷子里被带走了。
陆沉舟把镜框翻过来，拆开背板，取出那张照片。照片背后还有一行字，是母亲写的，圆珠笔，蓝色的墨水：“沉舟十七岁，小屿十五岁。愿两个孩子平安长大。”
愿两个孩子平安长大。
一个长大了，一个没有。
陆沉舟把照片揣进外套的内兜。内兜里已经有三样东西了——草莓味棒棒糖、江临的侧写报告、一张褪色的照片。现在又多了一张。他把内兜的拉链拉上，拉到头，确认不会掉出来。
然后他开始整理母亲的遗物。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几件衣服，一床被子，一些锅碗瓢盆。他在衣柜的深处找到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是母亲这些年攒下的存折、证件，还有一张他小时候的百日照。他把重要的东西装进一个布袋，不重要的留在原处。屋子里的东西他不想动，也不想带走。他想让这个房子保持原样，保持母亲还在时的样子，哪怕灰尘一天天堆积，哪怕柿子一年年落地。
他在母亲的床边坐了一会儿。
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远处村子里零星的灯光，像几颗被遗忘在棋盘上的棋子。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带着柿子树腐烂的甜味。
“妈。”他对着空气说了一声。没有人回答。他也不需要回答。他只是想说一下，告诉母亲他回来了，告诉母亲林屿的案子有线索了，告诉母亲他还没有放弃。
他站起来，走出了房间。
下楼的时候，他踩空了最后一阶楼梯，膝盖磕在水泥地面上，疼得他咧了一下嘴。他蹲在那里，低着头，没有动。不是因为疼，是因为他突然想起来——林屿第一次来他家，也是在楼梯上摔了一跤，从第三阶滑到第一阶，裤子磨了一个洞，膝盖擦破了皮。他母亲拿了碘伏和棉签，蹲下来给林屿消毒。林屿疼得龇牙咧嘴，但没有哭，嘴里还含着那颗缺了门牙的空洞。
“阿姨，没事，我不疼。”
“还说不疼，都冒血了。”母亲用棉签轻轻点着伤口，动作很轻很慢，“下次小心点，上下楼梯扶着栏杆。”
“嗯。”林屿乖乖地点头，然后转头看着站在旁边的陆沉舟，笑着说，“沉舟哥，你家楼梯比我家多一阶。”
“一样的。”陆沉舟说。
“不一样。我数了，你家十五阶，我家十四阶。”
陆沉舟没有数过，但他相信林屿。那个少年对数字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敏感，什么东西都要数一数，楼梯的阶数、钢琴键的黑白数量、可乐瓶上的气泡。
母亲笑了，摸了摸林屿的头：“你这孩子，什么都要数。”
“数清楚了才能记住。”林屿说，“记住了就不会忘。”
陆沉舟蹲在漆黑的楼梯拐角，膝盖还在疼，但他没有起来。他把脸埋在手臂里，肩膀微微发抖。没有声音，没有眼泪，只是发抖。像一辆发动了很久但始终没有挂挡的车，引擎在空转，车轮一动不动。
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出了门。
回城的路比来时更黑。高速公路上的车很少，偶尔对面驶来一辆，车灯像两把白色的刀，劈开黑暗，又迅速合拢。陆沉舟一只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伸进外套内兜，摸到那张照片的边缘。他没有拿出来，只是用指腹感受它的轮廓——长方形的，直角，边缘有些毛糙，是被裁开时留下的。
他把手收回来，双手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
车载收音机没有开，车厢里很安静。只有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沙沙沙沙，像有人在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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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市局已经快十点了。
陆沉舟从侧门进去，走楼梯上七楼。他不想坐电梯，不想在这个时间和任何人挤在同一个铁盒子里。楼梯间的声控灯坏了两盏，每上一层就要跺一下脚才能点亮下一盏。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响，一下，两下，三下，和心跳同频。
重案组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阿苗还在加班，桌上摊着一堆A4纸，是今天调取的路面监控截图。她正对着一张模糊的照片，用放大镜看车牌号，眉头皱得像一团揉皱的纸。
“陆队？”阿苗抬头，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您还没走？”
“刚回来。”陆沉舟走到自己的工位前，拉开椅子坐下。他的工位在靠窗的位置，桌上永远摆着三样东西——一个印着警徽的杯子、一摞整齐的文件夹、一排橘子味棒棒糖。
阿苗继续低头看监控，没有再说话。办公室里恢复了安静，只有空调外机的嗡嗡声和阿苗偶尔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陆沉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不是照片，不是棒棒糖，是钱包。黑色的皮质钱包，用了好几年，边角已经磨得发白。他打开钱包，里面有几张卡、一些现金、一张他的警官证。警官证的照片是三年前拍的，比现在瘦一些，眼神也更锋利一些。
他把新取出的那张照片折了一下，塞进警官证后面的夹层里。那个夹层本来是用来放驾驶证的，但他把驾驶证挪到了别处，给这张照片腾出了位置。
照片塞进去的时候，有点紧，他用拇指用力按了按，把边缘压平整。
然后他把钱包合上，放回口袋。整个动作很快，不到十秒钟。但他没有注意到，阿苗在他掏出钱包的时候，正拿着一张打印的监控截图走过来。
“陆队，您看这张——”
阿苗的话说了一半，停住了。因为她看到走廊的玻璃门外有一个人影。
江临站在门口。
他穿着和白天一样的烟灰色薄毛衣，手里端着一杯茶，茶水的热气在杯口上方袅袅上升，在走廊的白炽灯光下变成一团淡白色的雾气。他显然是刚从自己的办公室出来，打算去接水，路过重案组办公室的时候，透过玻璃门看到了里面的光亮。
他的目光落在陆沉舟的手上——那只手刚从口袋里抽出来，钱包已经收好了。但江临看到的是那短暂的一瞬间：陆沉舟的手指从钱包里抽出来，拇指还在夹层的位置按了一下，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是否安好。
江临的手指微微一僵。
端在手里的茶杯倾斜了一个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角度，水面晃动了一下，有几滴茶水溅出来，落在他的手指上。他没有去擦。他的眼睛盯着陆沉舟的口袋，盯着那个装着钱包的口袋，盯着那个夹层里的东西。
那僵硬的持续时间不到一秒。一秒之后，他恢复了正常。他推开门，走了进来，脸上带着和平时一样的、温和的、没有攻击性的笑容。
“还在加班？”他问，语气轻松。
“阿苗在整理监控。”陆沉舟说。他也在看着江临，但目光是散的、随意的，像一个普通人在和另一个普通人说话。
但他在看。
他在看江临的手——那只右手的手指上有一小片水渍，还没有干，说明刚才洒了水。洒水是因为手抖了。手抖了是因为看到了什么。看到什么了？他看到了我掏钱包。钱包有什么好看的？他不应该在意一个钱包。
除非他知道钱包里有什么。
陆沉舟的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某个他一直不敢直视的角落。他没有表露出来，甚至连眼神都没有变化。但他的右手食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性动作，和阿苗敲键盘、江临转笔一样，是刻在骨头里的节奏。
阿苗把监控截图递过来：“陆队，这张是城东公交站附近的，时间和李晓雨失踪当晚吻合。但画面太模糊了，看不清人脸。”
陆沉舟接过截图，看了一眼，放在桌上：“明天让技术科做图像增强处理。”
“好。”阿苗收拾了一下桌上的文件，打了个哈欠，“那我先走了。陆队，您也早点回去。”
“嗯。”
阿苗抱着文件走到门口，看了江临一眼。江临朝她点了点头，阿苗笑了一下，出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两个人。
陆沉舟收拾桌上的东西——文件夹摞在一起，杯子里的凉水倒进窗台的花盆，棒棒糖的糖纸扔进垃圾桶。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江临就站在门口，手里的茶已经不冒热气了。
“陆队。”江临忽然开口。
陆沉舟没有抬头，继续擦拭桌面上的水渍。
“你今天回老家了？”江临问。
陆沉舟的动作停了一下。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今天去了哪里。阿苗不知道，局长不知道，小刘不知道。江临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抬起头。
江临笑了笑，用下巴点了点陆沉舟的鞋：“你鞋底的泥。城郊的土和市区的土不一样，黏度更高，颜色偏红。海滨城只有城西那片老城区才有这种土，而那片老城区里，只有你老家的那个村子还有没硬化的土路。”
陆沉舟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鞋。鞋底边缘确实沾着一小圈深红色的泥，干了大半，裂成细小的纹路。他没有擦，因为他没注意到。
他抬起头，看着江临。
“观察力不错。”他说，语气不是夸奖，是陈述。
“职业病。”江临说。
两个人隔着几步的距离对视了一秒。然后陆沉舟站起来，穿上外套，拿起车钥匙。
“走了。”他说。
“路上慢点。”江临侧身让出门口。
陆沉舟从他身边走过，肩膀擦着肩膀，距离近到能闻到江临身上那股淡淡的洗衣液味道——某种花果香的、甜而不腻的味道。他走出办公室，走向楼梯口，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江临站在办公室门口，没有动。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根被茶水溅湿的手指，水渍已经干了，只留下一小片微乎其微的、紧绷的触感。他把手指举到眼前，看着指尖上那层薄薄的、看不见的痕迹。
“钱包。”他低声说。
他看到了。陆沉舟掏钱包的时候，他看到了那个钱包的牌子、颜色、磨损程度，也看到了陆沉舟往夹层里塞东西的动作。但他没有看到那张照片，因为角度不对，距离太远，时间太短。
他不需要看到。
他知道那是什么。
十八年前，他见过那个钱包。黑色的，皮质的，边角磨得发白。陆沉舟从十五岁用到三十五岁，二十年没换过。他说“用习惯了”。
那个钱包里，有一张照片。三个人——陆沉舟的妈妈，陆沉舟，林屿。
林屿笑得缺了一颗门牙。
那张照片是陆沉舟的妈妈拍的。林屿记得那天——陆沉舟十七岁生日，他带了一瓶可乐，穿了一件印着卡通图案的T恤，笑得特别傻。陆沉舟的妈妈说：“你们两个站好，我给你们拍一张。”陆沉舟不笑，他就笑，笑得露出了那个黑洞洞的缺口。
后来照片洗出来了，陆沉舟的妈妈给了他一张，陆沉舟一张，自己留了一张。
他那一张，在过去的十八年里，被翻看了无数次，边角起了毛，正面被指纹磨得发亮。现在它在江临宿舍的枕头下面，每天晚上他都会摸一下，确认它还在。
陆沉舟那一张，在钱包里。二十年没动过。
江临靠在门框上，闭了一会儿眼。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只剩下办公室里的日光灯管还亮着，苍白色的光照在他脸上，把睫毛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颧骨上。
“还是没扔。”他低声说，声音被墙壁吸走，没有回音。
他睁开眼，转身走回自己的办公室。那间朝北的小房间，墙上没有钉子，桌上只有一支笔和一份卷宗。他坐下来，翻开卷宗，看到第三起案件的照片。那个十六岁的少年，跪在地上，额头触地，后颈三个针孔。
他看了很久，然后把卷宗合上。
他打开手机备忘录，新建了一行字：
“今天，他把那张照片放进了钱包。二十年前的那张。”
然后他删掉了这行字——和昨晚一样，不需要记。他一样都不会忘。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不是棒棒糖，不是小本子，是一颗白色的、光滑的小石子，比拇指盖大一圈，圆得像被水冲了很多年。
这是他从老家庭院的那棵柿子树下捡的。今天下午，陆沉舟在院子里站了很久的时候，他就在马路对面的一辆车里。他没有下车，没有靠近，只是远远地看着。
看着陆沉舟站在柿子树下，看着陆沉舟推开门走进去，看着二楼窗户的灯光亮了一下（手机的手电筒），看着那束光在房间里移动，像一颗缓慢的、孤独的星。
他等了四十分钟。然后陆沉舟出来了。他看到了陆沉舟的脸——没有哭，没有笑，没有什么表情。但那颗白色的小石子告诉他，陆沉舟在屋子里待了四十分钟，一定做了什么。
现在他知道了。
陆沉舟把那张照片放进了钱包。
江临把那颗小石子举到眼前，对着日光灯管看。灯光穿过石头，把它照成半透明的，里面有一些细微的纹路，像树的年轮，又像指纹。
他把石子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
“沉舟哥。”他对着石子说。
这三个字在他舌尖上停留了很久，像一颗含了十八年还没有化完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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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沉舟走在停车场的路上。
夜风吹过来，把他的头发吹乱。他没有整理，任由它们遮住眼睛。停车场里只有几辆车，他的黑色SUV停在最里面，车顶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他走到车旁边，没有立刻开门。他靠在车门上，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打开，翻到警官证后面的夹层。
那张照片露出一角，正好是林屿的脸。少年的笑容在路灯的照射下显得有些苍白，但那股傻气隔着十八年的时光、隔着塑料膜、隔着灰尘，还是扑面而来。缺了一颗门牙的嘴张开着，像是在说什么。
陆沉舟盯着那张脸看了一会儿，然后把钱包合上，放回口袋。
他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车载收音机自动打开，播放着深夜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低沉的声音从喇叭里传来：“接下来是肖邦的夜曲，作品第九号第二首，献给所有在深夜还没有入睡的人。”
琴声响起来的那一刻，陆沉舟没有关掉。
他握着方向盘，听完了第一个小节，第二个小节，第三个小节。
然后他关掉了。
不是不想听，是不能再听了。再听下去，他会想起那个夏天的午后，想起林屿坐在钢琴前的背影，想起缺了门牙的笑脸，想起那句“我以后要当钢琴家”。
他需要清醒。需要保持眼睛干燥，手指稳定，心跳均匀。
他把车驶出停车场，汇入深夜的城市。路灯一盏一盏地从头顶掠过，明暗交替的频率和钢琴曲的节奏一模一样。
他看着前方的路，突然想起一件事。
今天回老家的路上，他发现了一个细节。在那个废弃厂房附近，有一栋居民楼的顶层，窗户半开着。不是正对厂房的那一面，是侧面，角度刚好能看到厂房门口。
他说不清为什么注意到这个。可能是当警察的直觉，也可能只是巧合。但他把这个位置记在了脑子里。
他心想，明天，可以去问问那栋楼的住户。
不为了什么。
只是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