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日，周四，下午三点。陆沉舟从市局出来，去城东的一家汽修厂调取监控录像——那里有一辆疑似涉案车辆在案发前后出现过。他没有开自己的车，因为局里的车都派出去了，小刘开着一辆去了城北，阿苗开着一辆去了城南。他站在市局门口，掏出手机准备叫一辆网约车，然后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
江临从大楼里走出来，手里拿着那件深蓝色的冲锋衣，没有穿，搭在手臂上。他的表情和平时一样，平静的、温和的、看不出任何破绽的。但从那天在走廊里关上门之后，他已经两天没有和陆沉舟说话了。不是刻意回避，是不知道说什么。说“早”太轻了，说“你好”太假了，说“那天的事对不起”太早了。所以他选择了不说话，在走廊里遇到的时候点一下头，在会议室里遇到的时候坐在离他最远的位置，在水房遇到的时候让他先接水，自己站在后面等。
“你去哪？”陆沉舟问。
“城东。汽修厂。”江临说。
“哪个汽修厂？”
“捷达。”
陆沉舟看着他。他也去捷达汽修厂。他去调监控，江临也去调监控。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不是巧合。是专案组的工作安排，江临作为心理顾问，有权了解案件的每一个环节，有权去任何与案件相关的地点。但陆沉舟知道，这不是工作安排。是他自己选的。他可以选择去城北，他选择了城东；他可以选择下午两点，他选择了三点；他可以选择坐公交车，他选择了在这个时间走出这扇门，看到站在门口的陆沉舟。
“一起。”陆沉舟说。不是邀请，不是商量，是通知。他走到路边，抬手拦了一辆出租车，拉开后座的门，等江临坐进去，自己坐到了副驾驶。
出租车穿过大半个城市，从市中心到城东，从宽阔的主干道拐进狭窄的支路，从支路拐进更窄的巷子。路两边的建筑越来越矮，从高楼变成多层，从多层变成平房，从平房变成仓库和修理厂。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橡胶的气味，轮胎碾过路面上黑色的油污，发出黏腻的、像撕开胶带一样的声响。
陆沉舟坐在副驾驶，透过后视镜看着后面的路。不是看江临，是看后面的车。一辆灰色的面包车跟了他们三条街，从第四个红绿灯开始就在他们后面，保持着大约五十米的距离。出租车变道，它也变道。出租车加速，它也加速。出租车减速，它也减速。跟得很专业，不是那种死死咬住不放的跟，是那种若即若离的、像一片粘在鞋底的口香糖一样的跟。你不会注意到它，因为它在你的视线盲区，在你觉得不会有人跟踪你的那个距离。但陆沉舟注意到了。不是因为这辆车做得不够好，而是因为他看了二十年的后视镜。
他没有说话，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打开备忘录，打了一行字：“灰色面包车，车牌号看不清，跟了我们三条街。别回头。”他把手机递给江临。江临接过手机，看了一眼，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下，然后打了一行字：“我也注意到了。从市局门口就开始了。”他把手机递回去。陆沉舟看了一眼，把手机放回了口袋。
两个人没有交换目光，没有说任何话，甚至没有改变坐姿。出租车司机在听广播，广播里在放一首老歌，歌手用沙哑的嗓音唱着一个关于离别和等待的故事。没有人说话。后视镜里，那辆灰色的面包车还在。
捷达汽修厂在一条巷子的尽头，出租车开不进去，停在巷口。陆沉舟付了钱，下了车，站在巷口，没有立刻往里走。他站在那里，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巷子两侧的墙壁，看着墙头上那些枯黄的狗尾巴草在风中摇晃，看着地上那些碎玻璃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光。他在等。等那辆灰色的面包车从巷口经过，或者停在某个他能看到的位置。
三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面包车没有出现。
“走了。”江临站在他身后，声音不大，“他知道我们发现了。”
陆沉舟转过身，看着他。江临站在巷口的阳光里，冲锋衣已经穿上了，拉链拉到最上面，领口竖起来。他的脸在衣领的阴影中，只有眼睛是亮的。
“进去吧。”陆沉舟说。
两个人走进巷子，身后没有人，没有车，只有风从巷口灌进来，卷起地上的灰尘和枯叶，在空气中打了一个旋，然后落下了。
从汽修厂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陆沉舟调取了监控录像，拷在U盘里，U盘很小，银色的，比他的拇指盖大一圈。他把它放进了夹克的内兜，拉上了拉链。江临在汽修厂里问了老板几个问题——关于那辆灰色SUV的维修记录、关于车主的信息、关于任何可能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细节。老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手上沾满了黑色的油污，每说一句话都要吸一下鼻子。他说他不记得那辆车，他的记性不好，他每天要修很多辆车。他说话的时候眼睛没有看江临，在看柜台上的那包烟。
江临注意到了。他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说“谢谢”，然后走出了汽修厂。
两个人站在巷口，天色从灰蓝变成了深蓝，路灯亮起来了，橘黄色的光在初冬的暮色中显得格外温暖，也格外孤独。远处的车灯连成了一条流动的光带，从东向西，从西向东，每个人都在去某个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
“面包车还在附近。”陆沉舟说。他没有证据，但他知道。一个人一旦开始注意被跟踪，他的感官会变得比平时敏锐很多倍——他能感觉到那道目光落在后颈上的重量，能感觉到那辆车在某个拐角处等他，能感觉到那个看不见的人正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看着他。这不是推理，是直觉。是当了二十年警察的直觉，也是被人跟踪了十八年的直觉。从林屿失踪的那一天起，他就觉得有人在看他。不是每次都能看到，不是每次都能确认，但那种感觉从来没有消失过。它像一根蛛丝粘在他后颈上，很细，很轻，你摸不到它，但你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那里。
江临看着他。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切成明暗两半。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合上了，又动了一下。
“可能是沈鹤亭的人。”他说出了这个他一直不想说出口的名字。这个名字在他嘴里停留了很久，久到他觉得自己的舌头被烫伤了。但他必须说出来，因为如果跟踪他们的人是沈鹤亭派来的，那就意味着沈鹤亭知道他们在查他，沈鹤亭知道他们在接近他，沈鹤亭不会让他们继续靠近。沈鹤亭不是一个会等人找上门的人，他会先动手。
“也可能是知道我过去的人。”陆沉舟说。他看着前方的路，看着那些流动的车灯，看着远处那栋灰白色的市局大楼在暮色中亮起了灯。十八年前的案子，不是只有他和凶手知道。还有一个人知道——那个打电话给老韩、说“到此为止”的人。那个人知道陆沉舟在查什么，知道他查到了什么，知道他还会继续查下去。那个人不会让任何人翻出那些被埋藏了十八年的东西。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江临先开口了。“不管是谁的人，一个人不安全。”他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了反复的斟酌，去掉了所有可能被理解为“关心”或“担心”的语气，只剩下一种客观的、中性的、像在陈述天气预报一样的语调。
陆沉舟看着他，看了两秒钟。然后他低下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
钥匙是银色的，很新，齿槽清晰，没有磨损的痕迹。钥匙环是一个很简单的金属圈，没有挂任何装饰物。他把钥匙举到路灯下面，对着光看了看，然后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钥匙环，把钥匙递到了江临面前。
“我家备用钥匙。”
江临没有接。他看着那把钥匙，看着它在路灯下反射出的冷白色的光。钥匙很小，小到可以藏在手心里，小到可以塞进钱包的夹层里，小到他觉得这把钥匙打不开任何一扇他需要打开的门。他知道陆沉舟的家在哪里——他没有去过，但他知道那栋楼的地址，知道它在几楼几号，知道从市局开车过去要十五分钟，知道从宿舍走过去要二十分钟。他知道这些不是因为他调查过，而是因为陆沉舟在某个加班的夜晚无意中说了一句“我住得不远，在翠屏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江临记住了，他记住了每一个从陆沉舟嘴里说出来的、关于他生活细节的信息，把它们储存在大脑的某一个区域，像松鼠储存过冬的坚果，一颗一颗，整整齐齐。
“万一有事，来找我。”
陆沉舟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江临。他看着前方的路，看着那些流动的车灯，看着远处那栋灰白色的市局大楼在暮色中亮起了灯。他的语气也很随意，像在说“明天可能会下雨，带把伞”。但他的手指捏着钥匙环的那个姿势暴露了他——他用的是拇指和食指的指尖，两个指尖捏着那一个小小的金属环，像一个人捏着一颗快要从指缝间滑落的珍珠，既不敢用力，又不敢不用力。他在紧张。这把钥匙不是他随手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是他从钥匙串上取下来的，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做决定——取下来，还是不取下来。他取下来了。他现在把它递到了江临面前，他的手悬在空中，钥匙在路灯下微微晃动。
江临看着钥匙。陆沉舟的拇指和食指的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钥匙环在两个手指之间有一个非常细微的、几乎看不出来的角度变化。他在等。他的手不会一直举着，但他会举到他觉得累了才会放下来。那不是一把普通的钥匙。那是他家门的钥匙。那个“家”只有四十多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排棒棒糖。那不是家，那是一个睡觉的地方。但那是他在这座城市里唯一一个可以关上门、拉上窗帘、不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地方。他把它给了一个认识不到两个月的人。
江临伸出了手。他的手指碰到了钥匙环。金属的凉意从指尖传进来，像一滴冰水滴在了皮肤上。他的手指穿过钥匙环，把它接了过来。动作很慢，慢到像是在确认什么——确认这把钥匙是真实的，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确认陆沉舟真的把它递过来了，确认他真的接住了。
钥匙在他的掌心里，凉凉的，小小的，沉甸甸的。
“放好。”陆沉舟说。他转过身，朝巷口走去。走了几步，停了一下。“走吧。先回局里。U盘要分析，监控要看。明天还要去走访几个目击者。”他继续走了。
江临站在原地，手里握着那枚钥匙。他看着陆沉舟的背影在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条黑色的、沉默的河流，从巷口一直流到远处的黑暗中。他把钥匙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
他走回到市局门口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的光把市局大楼照得像一艘停泊在黑暗中的船，每一个亮着灯的窗户都是一个还在工作的水手。他站在门口，看着那扇玻璃门，玻璃门上映出他自己的影子——一个穿着深蓝色冲锋衣的、头发有些乱的、手里捏着一枚银色钥匙的三十三岁的男人。他看着那个影子，觉得那个人很陌生。那个人是谁？是江临。是那个从FBI回来的心理顾问，是那个在会议室里说出“侧写推理出来的”的人，是那个在403病房里说出“林屿在这里住了八个月”的人。是那个在昨天说“你认错人了”的人。他说了谎，但他手里握着的那枚钥匙在说另一句话——陆沉舟没有认错人。他知道你没有认错人。他给了你他的钥匙，是因为他想让你知道，不管你承不承认，他都把门开着。
江临把钥匙塞进了冲锋衣的内兜，和那个小本子、和那张褪色的照片、和那根还没吃的草莓味棒棒糖放在了一起。内兜里有四样东西了，每一件都和他有关。
他推开门，走进了大楼。
陆沉舟回到办公室，把U盘插到电脑上，打开了文件夹。视频文件一个一个地跳出来，他全选，按下回车，播放。屏幕被分割成四个画面，每个画面都是不同角度的监控录像，灰白色的、模糊的、没有声音的。他的目光在四个画面之间来回移动，像一个在玩打地鼠游戏的人，锤子举着，等那些头冒出来。
他没有看进去。他的注意力不在屏幕上，在口袋里——不，在另一只口袋里，那个装着钥匙串的口袋。原来挂着七把钥匙，现在只有六把了。钥匙串变轻了，轻到他每一次伸手进口袋都能感觉到那个重量不对，都能想起那把被他取下来的、银色的、齿槽清晰的新钥匙，现在不在他口袋里，它在另一个人那里。也许在他的口袋里，也许在他的桌上，也许在他手里的保温杯旁边。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它不在他这里。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会没事的。他想。他会拿着那把钥匙，也许永远不会用，也许明天就会用。不知道。但他在那里，他有钥匙，他有地方可以去，他有一个人可以找。他不是一个人。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棒棒糖，橘子味的，剥开，塞进嘴里。咬了一口。碎了。甜味在舌尖上化开。
他睁开眼，继续看监控。
江临坐在宿舍的床边，把那枚钥匙从内兜里掏出来，举到眼前。台灯的光线穿过钥匙的齿槽，在墙上投下一小块一小块的光斑，像星星，像碎片，像那些被拆散了的、还没有拼回去的记忆。他把钥匙翻过来，翻过去，翻过来，翻过去。齿槽的形状在每一次翻转中都会形成不同的阴影图案，有的像山坡，有的像波浪，有的像一座他在很久以前的梦里见过的、但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样子的城市。
陆沉舟给了他那把钥匙，让他“万一有事”的时候去找他。他想问“万一有事”是什么意思。是万一有人跟踪，是万一有危险，是万一下雨没带伞，是万一睡不着——还是万一他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说出那句他已经在舌尖上滚了一千遍、滚到舌尖起泡、滚到嘴唇发麻、滚到声带忘记了振动方式的话。
他用拇指摩挲着钥匙的表面。金属的表面是光滑的，凉的，没有任何纹理，像一面很小的、还没有来得及被水银涂满的镜子。他在这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小小的、模糊的、被放大了的、变形了的。他看了很久，看到眼睛酸了，才把钥匙放回内兜，和那些东西放在一起。
“我会去找你的。”他对着天花板说。天花板是白色的，日光灯管把房间照得很亮，亮到没有一丝阴影。他躺下来，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
钥匙在内兜里，贴着他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