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五十八分，陆沉舟醒了。
没有梦。没有声音。没有任何把他从睡眠中拽出来的外力。他只是醒了，像一个被设定了程序的闹钟，在这个精确的时间点，身体自动从深睡眠切换到了浅睡眠，从浅睡眠切换到了完全清醒。他睁着眼睛，躺在黑暗里，听着窗外风吹过树梢的声音，听着远处偶尔驶过的汽车轮胎碾过路面的沙沙声，听着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不快不慢，和平时一样。
床头柜上的手机亮了一下。屏幕朝上，白色的光在天花板上投下一个方形的、模糊的光斑。他没有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在告诉他——不要接。那个信号不是从大脑发出的，是从更深处传来的，从脊椎里、从骨髓里、从那些比意识更古老的神经节里。他的身体记得这种震动。不是这种震动的频率或时长，而是这种震动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这个情境下意味着什么。
手机又亮了一下。这次不是短信，是来电。屏幕上的字在黑暗中跳动着——“未知号码”。没有归属地，没有运营商信息，没有那行“可能是骚扰电话”的灰色小字。什么都没有。只有四个字：未知号码。
陆沉舟伸出手。他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悬了大约一秒，然后滑动了接听键。手机贴在耳朵上，他没有说话，对面也没有说话。他听到了呼吸声。粗重的，浑浊的，像一个人刚走完很长的一段路，还没有来得及把气喘匀。每一次吸气都带着一种近乎嘶哑的、气流摩擦喉咙的声音，每一次呼气都像是一个人在叹气，在释放某种积压了很久的东西。那种呼吸声不是老年人的——老年人的呼吸是浅的、碎的、像风吹过枯叶。这种呼吸是深的、沉的、像一头年老但仍然有力的动物在黑暗中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换气。
“小沉舟，好久不见。”
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苍老的，沙哑的，像一把放了太久的刀，刀刃上全是锈，但你握着它的时候，依然能感觉到它曾经有多锋利。那个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慢。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口腔里含了很久，咀嚼了很久，尝遍了所有的味道之后才吐出来的。
陆沉舟的手指在手机壳上收紧，骨节突起来了，皮肤被撑得很薄，薄到能看到下面青色的血管。
“你找到他了吗？”
电话断了。不是慢慢挂断的，是突然断的。像一扇门在你面前猛地关上，门后的声音、光线、空气，全部被切断。听筒里只剩下一片空洞的、持续的、像深海一样的寂静。
陆沉舟坐在床沿上，手机还贴在耳朵上。他的手指还握着手机，握得很紧，指节发白。他的另一只手撑着床垫，指尖陷进了床单里。他的呼吸停了。不是屏住呼吸的那种停，是忘记了呼吸的那种停。肺在等指令，指令没有来，肺就等着，耐心地、没有怨言地等着。
手机从他的手指间滑落，掉在了地上。机身撞击地面，发出沉闷的一声响，屏幕闪了一下，暗了。他低下头，看着那个趴在地上的黑色方块，看着它躺在暗灰色的瓷砖上，像一个摔倒了、爬不起来的、没有人去扶的人。来电显示上只有两个字：未知。没有号码，没有归属地，没有可以回拨的、可以查询的、可以追踪的任何信息。不是“号码隐藏”，不是“私人号码”，是“未知”。连电信运营商都不知道这个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
他的心脏跳得很快。不是紧张反应，不是恐惧，是一种更深层的、更原始的、身体在面对一个它等了很多年的信号时产生的本能反应。
那个称呼——“小沉舟”。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这样叫过他。一个是他的母亲，母亲在八年前去世了。她已经不在了，她的声音他只能在记忆里听到，在梦里听到。但这不是梦。这是凌晨三点，这是他的手机，这是他的耳朵听到的声音，这是一个活人的声音，一个苍老的、沙哑的、带着某种让人后脊发凉的温和的声音。
另一个人，是沈鹤亭。
不，他不确定。他从来没有听过沈鹤亭的声音。他只在照片里见过他的脸，只在档案里读过他的履历，只在那些发黄的纸页上触摸过他留下的痕迹。他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话。但他知道这是他的声音。就像一个人从来没有去过一个地方，但他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的身体会告诉他——你来了，就是这里。
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不知道沈鹤亭是怎么拿到他的手机号码的。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在这个时间打电话不会吵到他——因为陆沉舟这个时间一定是醒着的，他从来不在凌晨三点熟睡，十八年了，每一天晚上他都会在这个时间前后醒来，有时候是两点五十分，有时候是三点零五分，从来没有偏差过。沈鹤亭知道。沈鹤亭知道他的作息，知道他手机号码，知道他还在找林屿，知道他还没有找到。他什么都知道。因为他一直在看。
陆沉舟弯腰捡起手机，屏幕碎了一个角，裂纹从左上角向右下角延伸，像一道闪电被冻结在了玻璃上。他把手机翻过来，看着屏幕上的裂纹，看着那些细小的、放射状的、在灯光下闪闪发亮的纹路。他没有试着开机——手机还亮着，没有摔坏。他滑开通话记录，找到那通电话。时间：凌晨三点零一分。时长：九秒。来电号码：未知。
他截了屏，存进了加密文件夹。然后他拨了一个号码。响了三声，对方接了。
“老韩，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老韩的声音传过来时，带着一种老年人半夜被吵醒时特有的沙哑和迟缓。“出什么事了？”
“有人给我打电话。凌晨三点。知道我的手机号，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过去的事。”陆沉舟停了一下，“他叫我‘小沉舟’。”
老韩沉默了。
“他说‘好久不见’。他说‘你找到他了吗’。然后挂了。”
老韩还是没说话。陆沉舟听到了打火机的声音，咔哒，然后是一声深深的、长长的吸气。老韩在抽烟。凌晨三点，在被窝里，点了一根烟。
“你认识这个声音？”老韩问。
“不认识。但我知道是谁。”
“谁？”
“沈鹤亭。”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叹息，很长，很轻，像一个人把积攒了很久的一口气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吐出来，吐到最后，肺里什么都没有了。
“他来找你了。”老韩的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低到像一个人在说一个他很不想说、但他知道不说会更糟的事实，“你查到他了，他就来找你了。他不会让人翻他的底。他会先动手。”
“他动不了我。”
“他不需要动你。他只需要让你知道，他在看着你。”老韩又吸了一口烟，吐气的声音在听筒里像一阵风，“让你知道你每走一步，他都知道。让你知道你每查到一个线索，他都会在你看到它之前把它拿走。让你知道你还差一点就能抓到他的时候，他会从你的指缝间滑走，然后在你耳边说，‘下次’。”
陆沉舟握着手机，听着老韩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老韩。你见过他吗？”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见过一次。”老韩说，“二〇〇五年秋天，林屿失踪两个月后，我去海滨城精神病院调查。他在办公室里等我，好像知道我会来。他给我倒了一杯茶，对我说：‘韩警官，你辛苦了。但你找错地方了。’然后他站起来，送我出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转过身对我说了一句话——‘这个孩子会回来的。但不是现在。’”
老韩的声音在这里断了。不是电话断了，是他的声音断了。他的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把后面的话卡住了。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变得更低了。
“我当时以为他在说林屿会回来。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不是林屿。他说的是你。”
电话挂断了。
陆沉舟坐在床边，手里握着那个屏幕碎了一个角的手机。窗户的缝隙里有风灌进来，细细的，凉凉的，像一根冰凉的、无形的手指在他后颈上轻轻划了一下。他没有缩脖子。他看着窗外的夜空——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城市的灯光在天幕上涂抹出的那片浑浊的橘红色。
他拿起手机，打开备忘录，在最新的一页上写了一行字：凌晨三点零一分，沈鹤亭来电。他说：“你找到他了吗？”
他看着这行字，把这二十三个字又读了一遍，然后把手机放在了枕头旁边。
江临是被一个声音惊醒的。不是手机铃声，不是敲门声，是风。窗户没有关严，留了一道缝，风从缝隙里挤进来，吹动了桌上的台历，纸页翻动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像有人在鼓掌，一下，一下，一下。他睁开眼，看着天花板。灯还亮着，所有的灯都亮着。日光灯管在头顶嗡嗡地响，光很白，很亮，亮得他眯了一下眼睛。他从被子下面伸出手，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亮了，时间显示：凌晨三点十二分。
他握着手机，躺了一会儿。然后他听到了一声很轻很轻的、从走廊里传来的声音。不是风，不是水管，是他的手机在振动。不是他的手机——他的手机在手里。是别人的手机，是隔着墙壁、隔着走廊、隔着几道门的、从另一个房间里传来的振动声。那个房间在走廊的另一端，重案组办公室的旁边。陆沉舟的房间，不，是他办公室旁边的房间——他不睡在办公室，他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公寓。但那个振动声不是从外面传来的，是从这栋楼里传来的。凌晨三点，有人在办公室。
他坐起来，把手机放回床头柜，穿上拖鞋，走出了宿舍。
走廊里很暗，声控灯没有亮。他没有跺脚，没有咳嗽，没有做任何把灯点亮的事。他在黑暗中走着，步伐不快不慢，脚底和地面之间几乎没有摩擦。他走过技术科，走过法医室，走过水房，走到那扇门前。重案组办公室的门关着，门缝里透出光。不是台灯的光，是日光灯管的光，白亮的、均匀的、把这个房间里所有角落都照得清清楚楚的没有任何阴影的光。
他站在门口，没有敲门。
门从里面开了。
陆沉舟站在门口，手里握着那个屏幕碎了一个角的手机。他穿着一件深色的长袖T恤，没有穿外套，脚上是一双黑色的棉拖鞋。他的头发是乱的，眼睛下面的青色比白天更深了。他看到江临，没有问“你怎么在这里”，没有说“你怎么还没睡”，什么都没有说。他侧了一下身体，让出了门口的空间。
江临走进去了。
他在陆沉舟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陆沉舟关上门，坐回自己的椅子上。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堆满文件和卷宗的桌子。桌上有一盏台灯，灯罩是墨绿色的，光线被聚拢在桌面上，把那些文件夹的标签照得发亮。台灯的光只照亮了桌面，两个人坐在光的外面。
陆沉舟给他倒了一杯水。从饮水机里接的，凉的。杯子是一次性的纸杯，白色的，杯壁上印着蓝色的市局标志。他把杯子推到江临面前，杯底在桌面上滑动的距离很短，声音很轻。
“有人给我打电话。”陆沉舟说。他看着桌上那盏台灯，看着光线在墨绿色灯罩边缘形成的那一圈金黄色的边，“凌晨三点。他叫我‘小沉舟’。”
江临端着那杯水，没有喝。他的手指在杯壁上收紧了一点，只是一个很小的幅度，但他的指节变白了。“他说什么？”他的声音不大，很平稳的。
“‘好久不见。你找到他了吗？’然后挂了。”
江临低下头，看着纸杯里的水。水是凉的，没有冒热气，表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他的脸倒映在水面上，小小的，模糊的，被纸杯的弧度扭曲了。
“你认识这个声音？”他问。
“不认识。”陆沉舟说，“但我知道是谁。”
江临抬起头。他看着陆沉舟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血丝，不是熬夜熬出来的那种，是经历过什么之后留下的。不是哭过，是比哭更深的东西。
“沈鹤亭。”
陆沉舟把那个名字说出来的时候，办公室里安静了。台灯的电流声在嗡嗡地响，窗外的风在呼呼地吹，但没有别的声音。
江临把纸杯放在桌上，杯底接触桌面的声音很轻，像一滴水滴进了水池。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合上了。他看着陆沉舟，陆沉舟看着他。
“他来找你了。”江临说。声音比他预想的要平静，平静到他觉得自己在说一件别人的事。
“他一直在找我。”
“他会找到你的。”
“他已经找到了。”陆沉舟从桌上拿起那个屏幕碎了一个角的手机，举到江临面前，“凌晨三点零一分。九秒钟。他说：‘你找到他了吗？’他知道我在找谁。他知道我找到多少了。他什么都知道。”
江临看着那个碎了一角的屏幕，看着那些从左上角向右下角蔓延的、像闪电一样的裂纹，看着那行被截了屏保存在加密文件夹里的通话记录——时间、时长、来电号码。
他伸出手，可是没有碰到那个手机，手指在离屏幕几厘米的地方停住了。他的手指在空气中微微颤着，然后他把手收了回去，放在膝盖上，手心朝下，指尖陷进了裤腿的布料里。
“他会再打来的。”江临说，“他打了一次，就会打第二次。他打了一次，就说明他已经开始了。他在告诉你，他在看着你。你在他的视线里，你做的每一件事，他都知道。”
陆沉舟把手机放回桌上，放在台灯的光圈里，让那道光把碎屏照亮，让那些裂纹在光线下像河流一样在地图上流淌。
“我知道。”他靠在椅背上，椅子发出一声吱呀的声响，他闭上了眼睛。“他在等我害怕。”
江临看着他闭着眼睛的脸，看着他额头上的细纹，看着他眉心中间那道被长期皱眉压出来的竖纹，看着他眼角的细纹向鬓角的方向延伸的轨迹。他看着这张脸看了很久，久到他觉得那些细纹又多了一条，久到他觉得那道竖纹又深了一分。
“你害怕吗？”江临问。
陆沉舟睁开眼。他看着江临，看着那双浅褐色的眼睛，看着那层薄薄的、透明的、像晨雾一样笼罩在眼球表面的水光。
“不怕。”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一些，“我找他，找了很多年。”
江临看着他。沉默在两个人之间蔓延，像水银，沉重，无声，从桌面流向地面，从地面流向墙角，填满了这间办公室里所有的缝隙。他们在这片沉默中并肩坐着。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起身，没有人离开。
过了很久，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十分钟。陆沉舟从桌上的铁盒里拿出两根棒棒糖，橘子味的。他把一根放在江临面前，一根剥开，塞进自己嘴里。糖纸被他捏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林屿喜欢吃草莓味的。”他说。
江临看着桌上那根橘子味的棒棒糖。他的手没有动，他的身体没有动，他的呼吸没有变。
陆沉舟没有看他，看着桌上那盏台灯。“我知道。”
他说这两个字的语气很轻，轻到像一个人在和自己说话。但这两个字的重量很重，重到压在桌面上，压在那堆文件和卷宗上，压在那根橘子味的棒棒糖上，压在两个人之间的那片沉默上。
江临伸出手，把那根棒棒糖拿起来。橘子味的，橙色的糖纸在台灯的光线下泛着金色的光。他没有剥开，放在了桌上，放在了自己的杯子旁边。
陆沉舟从抽屉里拿出那把备用钥匙，和上次给江临的那把一模一样。银色的，新的，齿槽清晰。他把钥匙放在桌上，从台灯的光圈里推到江临那一边。
上一次他给了一把，这次他给了第二把。没有说什么，只是推过去了。
江临看着那把钥匙，看着它从台灯的光圈里滑出来，从亮处滑到暗处，从金色变成银色。他伸出手，把钥匙拿起来，攥在手心里。
陆沉舟站起来，走到饮水机旁边，又接了一杯水。他把水放在江临面前，把那杯已经凉了的换走了。然后他坐回椅子上，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再等一会儿，天就亮了。”
江临握着那枚钥匙，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之前那枚。两枚钥匙在掌心里轻轻碰撞，发出细微的、清脆的金属声响。
窗外，远处的天际线开始泛白了。